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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你坐渡船去干什么》作者:裘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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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5 11:1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你坐渡船去干什么
裘山山

  若干年后,两个当年的班干部重又联系上时,彼此产生了记忆的落差。他说,你还记得吗?她说,我好像已经忘了。但我又坐渡船去干什么呢?
  我是走在路上接到林建军的电话的。两三年前我走在路上接电话时,还被朋友嘲笑过,说哪有你这个样子的,骑个自行车,拿个手机,很不相称嘛。他的意思是说有手机的人至少该打的。可现在,蹬三轮的别个手机,挑水泥浆的别个手机,都不稀罕了。
  我拿出手机,看看来电号码,也是个手机号码,很陌生。但我还是接了。手机里传来一个比号码更为陌生的声音,他说,你是小禾吗?我说我是小禾啊。同时在心里想,他怎么会叫我这个名字?他说,啊,总算找到你了,我是林建军啊。我愣了两秒,的确只有两秒,就热情洋溢地说,是林建军啊,你好你好!真没想到是你。他说,我也没想到能把你找到。我找了你好多年呢。我说是吗?你现在在哪儿?他说我在黑龙江黑河。我说,喔,好远啊。你挺好的吧?他说马马虎虎吧,我听别人说你现在很好。我说也还行吧。你怎么会跑到黑龙江去?他说我转业到这儿来的。我父母都回东北了。我说是这样啊,我现在还在四川呢。他说我知道。你早结婚生孩子了吧?我说是啊,你呢?孩子有多大了?
  走在我旁边的人看了我一眼,准确地说白了我一眼。那是我丈夫。我们是一起出门的,准备去超市买东西。这一白让我意识到,我不可能走在路上这样旁若无人地和他谈下去,而两个三十年没见面的人,谈起来肯定是旁若无人的。于是我说,等晚上我再打给你好吗,我现在在外面。他说,那你能记一下我的电话吗?我说不行啊,我走在路上,没法记。这样吧,晚上我先打你的手机联系,好不好?他说,好吧。你一定要打啊。我有事要问你呢。我说我一定会打的。
  我关了电话。我关电话后跟丈夫解释说,是我一个中学同学。从毕业后就没联系过,现在突然冒出来了。丈夫哦了一声,没太大兴趣。他知道我生活中时常会冒出许久没联系的人来,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还有当兵时的战友。那是因为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总是到处走,一次次地离别,所以到了中年,就总是邂逅,重逢。
  我自顾自地兴奋着,我说我们不止是同学,我们两家还曾经是邻居呢。我爸爸和他爸爸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住在一条走廊上,住了5年。我丈夫仍没什么兴趣,慢条斯理地对付我说,是青梅竹马吗?你没和他早恋吧?我说你简直是,太庸俗了。你根本不能理解我们。
  其实我早知道他不会理解。他和我刚好相反,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这个城市完成的,他的人生轨迹没有超过直径10公里。不像我,从满月起就开始天南海北地走,想阅历不丰富都不行。
  当时正是黄昏,或者说傍晚,夕阳西下,本来就让人有几分惆怅,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更让我不可遏制地陷入了往事中。不管丈夫爱不爱听,我都想讲讲我那个遥远的少年时代,讲讲我独有的人生经历。
  少年时代我在重庆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父亲在小镇之外的大山里修铁路。父亲是个铁道兵。铁道兵永远都不可能去舒适的地方,像歌里唱的,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祖国总是需要铁道兵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谁会让你在繁华的都市里铺铁轨呢?肯定是穷乡僻壤。我们母女三人就常常随父亲奔赴穷乡僻壤。在那个小镇上,我们住在一个很旧的砖楼里。楼上没有厨房,大家在走道上做饭;也没有厕所,方便要到楼下院子里的公共厕所去。但就这么个条件,大家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住过更差的房子。
  我说的大家,就是铁道兵的家属们,也包括我母亲。
  那条走廊很长,我的一个学建筑的表哥来过一次,批评说,结构很不合理。我们家住在走廊的这头,林建军家住在走廊的那头。我们家是两个丫头,他们家是三个小子。我父亲是团里的工程师,他父亲是个营长。因此两家原本没什么交往。
  但有一件事打破了原有的局面,我竟然成了他家的常客。
  我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正处于对书籍饥渴的年龄,只要谁有书,我就会主动接近谁,冲谁傻笑。完全不顾少女的矜持。有一天放学,我在路上遇见了林建军的大弟林建国,他正神气活现地在找一个小朋友要书:你还给我,你今天必须还给我,不然我大哥该骂我了。
  那个小朋友很不情愿地从书包里拿出本小人书来,交给林建国。我眼睛一亮,忙不迭地凑上去。我说林老二,借我看看行吗?林建国有些犹豫,他说,我得问问我哥。我就跟在林建国的身后来到林家,去找林老大。我们那时候都这么叫,林老大,林老二,林老三。另一家有四兄弟,我们就叫他们王老大王老二王老三王老四,也不知是谁兴的。不过对我们家的两个丫头,大家倒是叫名字。
  林家妈妈杨阿姨很喜欢我,她没女儿,缺啥喜欢啥呗。见我上她家杨阿姨满脸是笑,小禾啊,快进来快进来!我一眼就看见了林建军林老大,正在走廊上帮他妈劈柴。我顾不上回应杨阿姨的热情直本主题:林老大,借我看看那本小人书嘛。
  林建军见我上他家,很是意外,他回头看看他弟弟。林建国怯生生地解释说,不是我说的,是小胖还书的时候她看见了。林建军就对我说,你等会儿。继续劈柴。我只有老老实实等着,为了不让我妈在走廊那头看见,还闪进他家门里。我实在是太想看那本小人书了,否则不会那么屈尊。
  林建军劈完柴,洗了脸,才说,你进来吧。我就跟他进到家去,心里略有些不满,你到是借还是不借呀?但我没敢说。我从没和他说过话。他个子很高,是我们走廊上8户人家的孩子里最高的,又从来不打架,话也很少,让我感到一种威严。若不是因为书,我肯定不会主动和他说话的。林建军走到床前,蹲下身去,一够,够出一个木抽屉,一够,又够出一个木抽屉。我的眼睛顿时亮了:两个抽屉里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全是小人书!
  林建军漫不经心地说,你随便挑吧。
  我激动地扑上去,拿了这本又拿那本,哪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
  林建军在一旁说,不能超过5本啊。看完了再换。
  这样,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也知道了这些小人书的来历。原来他父亲在文革初期作为军宣队(全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率一干人到一所中学闹革命,搜缴出了这些小人书。按规定本应该当场烧掉的。可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军人却对书有一种本能的心疼,舍不得烧掉,就偷偷地搬回家来,给了三个儿子。老实说,不管这些书有没有让他的三个儿子学到文化,至少是让他的三个儿子极大地提高了自信心。比如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本来是不会和他们搭话的,我的学习成绩在我爸他们整个9团的子女里都遥遥领先,简直不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线上;我放了学总是按时回家做作业,不用母亲趴在窗户上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一句话,我是乖丫头,他们是野小子。可因为这些小人书,我不得不带着笑容去他们家。
  那些日子我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去一次林建军家,换新的小人书。林建军不解地说,你怎么看那么快啊?你认真看没有啊?我说怎么没认真?要不要我讲给你听?林建军不再说什么,弯腰够出抽屉,让我挑。我也不挑了,挨着拿。拿上就走,基本上不和他多说话。因为我把书一拿到手就翻开看,从他家走到我家,可以看掉三页。
  很快,我们老师就发现了我的反常。她发现我这个好学生上课时总是盯着桌子,既不抬头看黑板,也不低头看课本。先以为我是打瞌睡,就悄悄走到我跟前,却发现我眼睛瞪得老大,盯着桌子有滋有味儿地看。再一看,桌面上有个洞,透过洞眼,可以看见放在抽屉里的小人书。原来为了看书而不被发现,我在做清洁时特意为自己找了个有洞眼儿的课桌。老师当然告了状,我妈搜查我的书包,严厉规定我不许把小人书带到学校去。我只好每天带着生离死别的心情去上课,一到放学,两只脚就好像有绳子拉一样,小跑着赶回了家。
  但紧接着,看小人书的不良后果就转移到了家里,我连着烧焦了几次饭。那个时候烧饭很麻烦,没有高压锅也没有电饭煲,饭煮开后须在火上慢慢地焖,左边倒一下右边倒一下。为了兼顾着看书,我就倒到左边翻两页,倒到右边再翻两页,自以为很负责。可看到入迷的地方,就三四页地看了下去,忘倒了,那饭说煳就煳,快得很。我连忙丢下书采取紧急抢救措施,用筷子在饭上捅几个眼儿,插上葱,采用烟囱原理,指望把锅底的焦煳味儿拔掉。也不知是谁传授给我的。可效果不佳。妈妈回来还是闻到煳味儿了。第一次则罢,第二次又烧焦时妈妈就动怒了,一把抢过我的书就要往炉子里丢。我急得完全不顾少女风度,跳着两只脚喊,那是林老大的书,那是林老大的书!我妈毕竟还是个文化人,一瞬间冷静下来,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我现在还没功夫烧呢,留着生火用。就顺手夹进了柴火堆里。我等她转身,赶紧把书抢救出来。
  即使如此艰难,我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一个月吧,看完了林建军他们家所有的小人书。看完之后我很失落,最后一次去还书时我一个劲儿地问他,真的没了?一本也没了?有没有借给别人没还的?照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读长篇了,还是繁体字竖排本的,上初中就不该再那么迷小人书了。可是没有可看的书啊,那个年代什么书都没有啊。我离开林建军家,觉得很不得劲儿,一步三回头,好像我把许多好朋友丢在他们家了,那都是些让我感到亲切和喜欢的朋友。后来实在难受了,我就去炒陈饭,再去他家把看过的特别喜欢的小人书重看一遍,以缓解那种没书看的难受劲儿。
  好在无论是林建军,还是他的两个弟弟,对我都很客气。杨阿姨就更热情了,让我减少了反复登门的畏难情绪。当然,我的反复登门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尤其是期末的时候,杨阿姨会问,小禾这次考了多少分啊?又是第一名啊?而压力最大的又属林建军,因为我们一般大,读一个年级。杨阿姨看了我的成绩单总要感叹说,我要是有小禾这样的姑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她买新衣服穿。每每这个时候,林建军就不以为然地晃着他那大个子出门去了。记得那个时候林叔叔为了让他的三个儿子提高学习积极性,曾悬赏说,谁给他写一封信他就给谁5毛钱。即使如此,他仍没收到一封他儿子写的信。其实他们家经济条件一点儿不比我们家好,林叔叔的工资比我父亲还低,又多一张吃饭的嘴。可见林叔叔希望孩子学习好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我是从杨阿姨嘴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的感觉是恨不能替他们写几封。那年头5毛钱多难挣啊。有一回我和同学去打了一整天的猪草,热得浑身起痱子,卖给学校的食堂才挣了1角8分钱。我还不好意思看,一把塞进口袋里,然后隔着布袋悄悄地捏,感觉到除了一张角票,还有3个硬币,一个比一个大,于是猜到是1角8分钱,心里很欣喜。那种感觉至今能想起来。我给家里挑煤球,挑一百斤母亲才给我一毛钱,算是买冰棍的。可林叔叔说写一封信就五毛,这样好挣的钱他们竟然不挣,我真是不能理解。我爸如果这样悬赏,我每天给他写一封。
  当然,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因为我自己有了一个和当初林建军一般大的儿子。
  晚上我还没给林建军打手机呢,他就先打过来了。他说他一个人呆在办公室,正好可以和我聊聊天。他说他也是昨天才问到我的电话,想试试看,没想到一下就找到我了。
  这回我们可是痛痛快快地聊了好一阵。先从两家父母的情况,说到两家兄弟姊妹的情况;又从两家的情况说到自己的情况,又从自己的情况说到自己家庭的情况。让我意外的是,他的孩子比我的还小,我都够晚婚晚育了,他比我还晚。这么一算,他是三十四五岁才结婚生子的。我问怎么回事,他迟疑了一下说,是因为工作一直不安定。我暗地里想,说不定是再婚呢。也就不再问了。
  我想起了往事,问他,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上你们家借小人书的事吗?他说好像有点儿印象。我说那时候你让我每天借5本。你家有整整两抽屉呢。他说是吗?具体情形我记不得了。我说那些小人书现在还在吗?他说不在了,我爸转业回老家时丢了。我说那太可惜了。留着多好。他说,你那个时候很高傲噢,不爱理我们男生。我笑,说,其实不是高傲,是胆怯。不敢和人说话,表现出来就好像高傲一样。他说,上高中的时候你们班和我们班搞活动,叫你和我一起主持你坚决不干。我说是吗,这个我记不得了。他说你怎么忘了,那时候你是你们7班的团支部委员,我是我们6班的班长。
  我想起来了。上高中时,林建军突然厉害起来了,不仅学习成绩升上来了,还当了班干部。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孩子有后劲儿吧。而到了高中,我的学习成绩就不如原来那么出色了,我要在班上保持前三名已很困难,那些男生好像忽然间都聪明起来,尤其是在数理化方面,我常需要请教他们。
  他说,我总觉得你那时候很高傲。我说,我哪儿有理由高傲啊,你也不想想,我们家当时那种情况。我妈一天到晚要我夹着尾巴做人。他说,可是我爸爸妈妈一点儿也不认为你家有问题,我爸总说你爸是个好人,我妈也总爱夸你。我笑了,我说那是因为你们家没女孩儿。你记得吧,我们走廊上八户人家二十多个孩子只有4个是女孩儿。他说,好像是这样,王树林他们家也是四个小子。我说,哎你知道王树林他们家后来上哪儿去了吗?他说不知道。也转业回老家了吧,大概在山东。
  林建军突然说,嗳,那年下乡,你到最后怎么没来?我说,对呀,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知青办的人又说我不符合政策,不让我去。他说,我就是那一批下乡的。我听他们说你要来,还特意跑到集合的地方去找你呢。我说是吗?我不知道。他说,我还听说是你自己坚持要下的,你怎么会主动要求下乡?我说,嗨,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家待业半年多了,感觉太无聊了,就想还不如下乡呢。下乡还有可能招个工或者当个兵什么的。
  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听语气似乎有点儿失望。可我说的是实话,谁要是像我那样在青春期时独自一人地在家待业一年,谁就会理解的。我绝不是为了出风头。他又说,我后来知道你姐和我下在一个县,就想找她问问你的情况,可一直也没找到她。特别不巧,我去他们队的时候,她恰好不在。
  我敏感地想,未必他认为我是因为他想下乡的?不至于吧?从他父亲调走以后,我们之间几乎就没来往了。虽然我们还在一个中学读书,但那个时代男女生界限分明。更何况我因为家里的事总背着包袱,内心很自卑,寡言少语的。不会有心思注意男生。
  我们正聊得起劲儿,儿子在一旁朝我打手势。我捂着话筒问他什么事?他说他要给同学打电话问作业。儿子的学习在我们家是头等大事,我只好打住话头。我跟林建军说,咱们改天再聊吧。他犹豫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可能会上成都来。我说真的吗,那太好了。他又说,其实我是到重庆开会,明天就走。我想等会议结束后,先去那个小镇,看看咱们当年住的那个楼还在不在,然后再去看看老师和同学。如果你欢迎的话,就上成都来看你。我再次说,当然欢迎,重庆到这里很方便的。火车汽车都很快。欢迎你来。
  但他如果敏感的话,就会发现我的欢迎词属于外交辞令,并非发自内心。
  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来,他不是说有什么事要问我吗?是什么事?下乡那件吗?他真的一直在找我?难道我当年有什么地方让他产生了那样的想法吗?
  追溯起来,少年时我们之间还真有过一次让我脸红的接触。那时林建军家还没搬走。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因为例假来得太多,正忙不迭地躲在里屋换纸。忽然听见林建军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走进我家来。那时候我们走廊的几户人家因为太熟了,上谁家都不敲门,均破门而入。我听见他朝里屋走来,已来不及穿好裤子了,又无处躲藏,只好蹲到床内侧埋下头。林建军站在门口冲着我喊,我当鸵鸟坚决不答应。他那么高,肯定看见了蹲在床内侧的我。他站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了什么,转身走掉。之后的两天,我都没好意思上他家换书,他也没再来找我。我至今不知道他那天莽撞地闯进我们家是干什么。
  后来他父亲就调走了,调到6团去当参谋长。他们一家都跟着搬走了。住到了河对岸6团的家属区。当然,我们还在同一所中学,并一起进了高中,我在7班,他在6班,还是会经常见到的,但几乎不说话。偶尔有些关于他的事,我还是听我们班别的女生说的。他似乎成了一个女生们喜欢议论的男生,换句话说,一个比较出色的男生。
  再后来我们一起交了入团申请书,去听团课。我们都是当时的班干部,好学生,这种事在一起是很正常的。我知道他入团肯定没问题,学习好,表现好,出身又好。我呢,前两条与他差不多,后一条就不如他了。所以心里一直暗暗担忧。到了公布团员那天,我特意绕到学校专门张贴布告的专栏那儿,假装无意地走过,用眼睛瞟着红榜,一下瞟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才停下步子来,站在专栏前把红榜放心大胆地看了一遍,当然也看见了林建军的名字。回家后我向我妈报告喜讯,顺口说,还有林老大呢。我妈说,是吗?这下你杨阿姨该高兴了。
  可是我仍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
  好像有个细节,在我记忆深处亮起来。
  有一天课外活动的时候,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女生在打篮球。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我在体育方面是很差的,跑不快,跳不高,也扔不远,怎么会去打篮球呢?原来我们学校要搞篮球联赛,每个班的男女生都必须参加。当班长动员到我们班女生时,她们指着我说,她参加我们就参加。当时我单纯地认为,我是我们班女生里唯一的班干部,她们要我起带头作用。现在想来我才明白,肯定是因为我总和班上最优秀的男生在一起,开会或者讨论事情,让她们烦。比赛的时候,她们要我先上场,我就上了。但半场打下来,我连篮球的边儿都没摸着,一双手干干净净的,还累得气喘吁吁。那个个子最高、在女生里颇有号召力的女生终于对裁判说,换人。把我换了下来。
  扯远了,再说那天下午。我被几个高个子女生“押”着去练篮球,我不会打,个子又小,只好跟着她们从这边跑到那边。因为太专注,我朝后退的时候忽然被什么东西绊着了,接着又被一个人扶住。回头一看,竟是林建军。他朝我笑笑。笑容十分灿烂。我大概脸红了,他松开我,弯腰捡起那个差点儿绊摔我的篮球,大踏步地朝他的伙伴儿跑去。
  那个笑容让我很长时间难以忘记,温暖,亲切,有点儿像自家的哥哥,又不完全是哥哥。哥哥之外的意味,我形容不出来,但它让我第一次有了少女的怀想。
  可也仅仅是个笑容啊。
  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沟通的渠道,或者说没有来往的理由。不单是他,我和所有的男生都不大来往。有一回我们学校组织所有的团员去天府煤矿参观。煤矿离我们学校很远,等我们参观结束回到学校时,已是夜里11点了。我从没那么晚回过家,心里很害怕,很想和谁结伴走,但没有哪个同学是与我同路的。当时林建军也在场,但他家已经搬到河对岸了。我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往家走。街上冷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为了壮胆,我就一边走一边唱歌。起初我很盼望能出现个把人影,可后来真的有脚步声在我身后响起时,我更害怕了。脚步声越跟越近,我吓坏了,头也不敢回,歌儿也顾不上唱,撒腿就往家跑。
  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那个时候我丝毫没觉得我和林建军之间的关系很近,否则我完全可以让他送我回家。
  两天后林建军又来电话了,他的声音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兴奋了许多。我判断一定是喝了酒。他说他已到了重庆,正和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呢。他今天专门去学校看了老师,晚上又约了几个同学聚餐。
  你看,果然是在喝酒。
  他说你猜都有谁?我说我哪猜得到。他就说了几个人名。有两个我很陌生,大概是他们班的,有两个我知道,是我们9团的子弟,其中一个,也是当年住在我们楼上的少数珍贵女孩儿之一,小萍。
  小萍接过电话说,小禾你怎么不来看我们?林老大都来了。我很羞愧,其实前两年我回过那个小镇,但我只是坐在汽车上,从我们当年住的那栋楼前经过了一下,没有停下来,更没有走进去。也许那是个我不愿回首的年代。事后我写了一篇散文,《从往事门前走过》。可我无法跟小萍说这些。我只好沉默。
  小萍又说,听林老大说,你现在成名人了?我连连否认。我说我成什么名人?我只是和你们职业不同而已。小萍说,林老大也混得很好,当局长了。我说是吗?这我倒不知道,前两次打电话他都没提起。小萍说,当年你们俩就是我们团里的最有出息的,现在还是最有出息的。不像我们,一无所成。我最怕听这种话,就好像自己把别人的好运都占了似的,连忙打岔说,你们今天在一起玩儿得很开心吧?小萍说,可不是,他们几个男生都喝醉了。
  林建军把电话接了过去,说,谁说我们喝醉了?我们是喝得比较多,但没醉。就算醉了,人生能有几回醉?你想想,我二十五年没回来了,当年我离开时18岁,现在43了。人生能有几个20年?我说,是啊,是不容易。他说,我今天去看了王老师,你还记得她吗,就是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我说我当然记得。他说,我跟王老师说起你的情况,她可高兴了。她说她当年最喜欢的学生就是你和我了。我说是吗?
  王老师喜欢我我当然知道,她常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朗读,有时在布置作文之前,她会让我先写一篇,用来启发全班同学的思维。但她喜欢林建军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也许那时林建军的作文也很好?果然,林建军说,有一次咱俩的作文被同时选进重庆市中学生优秀作文里,一个报社的记者还来学校采访了咱俩呢。
  我吃惊极了。这样的美事我怎么毫无印象?是他瞎编出来的吧。我说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林建军说,嗨,就是王老师把咱俩叫到办公室的嘛。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办公室还有别的老师,都夸我们两个。王老师笑得一脸灿烂。
  我努力回忆,还是没有一点印象。我说,记者采访些什么?林建军说,那个记者问你,说你母亲原来是报社的编辑,有没有在写作上帮助过你?我说,那我怎么回答的?林建军说,你说我妈没帮我改过作文,但她跟我说,写作要用自己的语言,不要用抄来的词汇。别人语言再美也没有生命力,就像塑料花,自己的语言虽然朴实,却像野花一样富有生命力。
  我一听没错,这话的确是我妈跟我说的,并且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但我还是记不起我的中学时代有过这样出风头的事。他说你看你怎么忘了呢?我都记得,我当时还想,有个有文化的妈就是不一样。
  我还是有些疑惑,那个时代,我是说70年代中叶,哪里有选编中学生优秀作文的事?他说,你不信?我这次来找到那本书了!我有个同学在市教育局,我让他翻资料室翻出来的。
  这下我相信了,我高兴地说,过两天你来的时候,一定带给我看看啊。他说没问题。然后他说,你记得不,有一次我们学校团员搞活动,去天府煤矿参观,回家很晚,还是我送你回家的。
  我又一次吃惊了。我说是吗?我怎么记得是我自己回家的?还吓得要命,还一个人走在路上唱歌。他说没错,是我送你的,我一直把你送到你家楼下。我一连串地说,是吗?是吗?是吗?林建军有些不高兴了,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呀,那个时候也有十五六岁了,怎么那么不记事啊?我笑了,不太好意思。有一瞬间我想说,可是我记得你那个笑容。
  当然我没说。林建军又说,哎,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呢。我说什么事?大概旁边的同学叫他了,他打住话头说,算了,还是见面再说吧。我得去敬他们酒了。他们想把我喝翻,那他们就给自己出难题了。我的酒量,不在武松之下。我说,你代我问其他同学好啊。
  放下电话后我有些兴奋,跟丈夫说,嗨,我在中学里竟然还接受过记者采访呢,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丈夫说,不可能。我还不了解你,这样光荣的经历你还能瞒到现在?早跟我说三遍以上了。我说不是我想瞒,是我忘了。刚才我那个同学还说我呢,十几岁了都不记事。我丈夫还是表示怀疑,说不可能,那个时候,没这种事。
  我正想跟他据理力争,以维护自己刚刚获知的光荣史,电话又响了。我拿起来,还是林建军。我没觉得奇怪,我虽然不喝酒,但有好几个爱喝酒的朋友,他们一旦喝多了总是想找人说话,并且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常遇到这样的事,说不定林建军今晚上也会打好几个电话呢。但愿丈夫不要烦。
  林建军说,喂,我还是想现在问你那件事。我说你想问我什么?他说我本来想见了面再问的,可有点儿忍不住了。我说,什么事,你问吧。他顿了一下,说,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你坐渡船去干什么?
  高中毕业?夏天?渡船?我把这几个关键词输入脑海,然后开始寻找。可什么也没找到。这回我不敢说我不记得了。我怕他又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那个时候都17岁了还不记事。于是我犹犹豫豫地说,好像是我爸我妈让我去6团看一个伯伯。
  话一说出口我隐约想起来了。我爸有个老同学,调到6团当工程师,初来乍到,对当地的生活很不适应,我妈常让我拿些她做的食品,比如豆芽豆豉醪糟之类,去送给他们。
  林建军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意识到了什么,又说,我在渡船上碰到你了吗?
  他说是的,但你没和我说话。
  后来他就放了电话。放了就再也没打来。
  晚上我有些失眠。我想,那个夏天我坐渡船到底去干什么?肯定是去江北。去江北干什么?真的是给那个伯伯送东西吗?也许是。可为什么林建军会有那样的感觉呢?我渐渐回想起了那个渡船的样子,是个大木船,走路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靠它摆渡到对岸去。我站在船边,看着对岸渐渐抵近。河边有一些稀疏的菜地。我下了船,拾级而上。
  我们真的在船上相遇却没有说话吗?
  我为什么不和他说话?还有,他说他曾送我回家,我怎么只记得自己吓得要命跑回家的事?
  莫非身后的那个脚步声是他?他在悄悄送我?那到底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
  我又一次问自己,你坐渡船去干什么?
  在问了若干次后,我已不能排除,我坐渡船到江北去,除了完成爸妈的任务,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期待遇见他,林建军。和他说说话。须知他们家和黄伯伯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我真的不能排除这一点。
  我想,等林建军再来电话时,我就告诉他,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
  只是我想不好,我该以什么样的语气来说。调侃的语气?认真的语气,还是漫不经心的语气?
  但林建军再也没来电话了。
  他甚至取消了他的成都之行。
  你坐渡船去干什么?我无法回答他,只好将他的疑问变成小说。
  2002年3月21~23日写就
  2002年4月1日修改于成都北较场
  出自《北京文学》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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