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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 《关于厕所》作者: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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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6 10: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厕所
叶兆言

  1
  杨海龄是个羞答答的姑娘,大眼睛,皮肤白里透红,白得像瓷,红得仿佛涂了胭脂。她到厂里来的第一天,就引起了轰动效应,顿时多少人的眼睛发亮。是初冬,厂在郊区,她骑着一辆新车子,藏着大口罩,天天老时间出现在厂门口。她一来,大家的精神也就来了,先只是耷拉着脑袋站那直着眼睛看,再下来便是笑脸相迎,都找话跟她说。
  机器声轰隆隆响起来。杨海龄是磨床操作工,谁也不理地走到绿颜色的工具箱面前,慢吞吞换工作服,换一个更大更白的口罩,开始傲气十足地干活。不断地有小伙子到磨床边去看她操作。她师傅比她大不了几岁,是一个生着络腮胡子的大个子,哪个小伙子在他徒弟身边站久了,他就跟人红脸。
  “大个子,是你徒弟,又不是你老婆,你他妈看这么紧干什么?”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发急,半真半假说了这么一句。大个子二话不说,胸口一把拎住,就好像拎着一只小鸡,又好像拎着一件湿淋淋的雨衣,从车间的这一头,一直拎到另一头的厕所。多少人出来拉,站在前面拦,谁也阻挡不住。除了机器,厂里面大个子力气最大,谁惹他谁倒霉。
  转眼春天到了,杨海龄出现在厂门口的时候,已经不戴口罩。露出了真面目,她算不上绝色女子。一张小巧的嘴,唇红齿白,眼珠子漆黑,黑得发亮,黑得勾人,往哪一溜,一大堆人心里乱,都以为是在看自己。
  厂里的一种新产品要上马,于是派一批年轻人去上海学习。这一去,得两个星期。大个子是领队,浩浩荡荡领着大家出发。到了上海,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天天一早赶到车间里,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技术。上班去,下班回,用耳朵听,用脑子记,辛苦得不得了。两星期说过去就过去,临回家大个子说;“都上街转转,到了上海,总不能白来。”
  有来过上海的,自告奋勇乐意带队,说哪儿哪儿好玩,哪儿哪儿东西多。大家早憋着一股劲,都想见识见识大上海,七嘴八舌。杨海龄说:“那好,我第一次来上海,就跟你走。”她一说,大家都不吭声。杨海龄往哪走,大家便毫不含糊地往哪去。
  于是小心翼翼兴致勃勃上了南京路。前后左右都是人,眼睛一眨,便成了离群孤雁。大个子说他个子高,都跟着他,别走丢了。这话说了不一会儿,第一个失踪的就是大个子自己。杨海龄到哪,大家前呼后拥,保镖似的紧跟其后。她要买包,大家都在买包的柜台面前出谋划策,她要买衣服,大家就为衣服究竟能不能试,和营业员有理无理地乱抬杠。众人烘云托月陪着杨海龄。摆脱了大个子监视,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印象中,那一天里杨海龄笑得最多,白皙的脸上一阵阵红,完全变了一个人。
  一大早出来,杨海龄就想方便一下。在南京路上逛,她的眼睛滴溜溜转,一直留神着是否有厕所的标志。同行的一共就两个女人,另一位是已经结了婚的小梁。到处都是人,一个商店接着一个商店地走,杨海龄终于有点忍不住,小声关照小梁,托她帮着留神一下,别错过了厕所。
  小梁正憨着一股被冷落的怨气,大声嚷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刚刚我还看到一个厕所呢。”
  杨海龄脸一红,让小梁嚷得很有些不好意思。本来这种事用不到嚷得让男同事都知道。大家果然停下步来,眼光都盯在她的脸上。
  “没关系,我也只是随便说说。”
  “又说没关系了,”小梁耸了耸肩膀,舔了舔嘴唇,“你到底要不要去?”
  大家都用眼神询问杨海龄。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整个社会都很保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男女有别,正经得不得了,谈论上厕所总是有点尴尬。
  杨海龄脸更红,喃喃地说:“去——就去一趟吧。”
  于是大家回头,一时都无话可说,很尴尬地东张西望。找了半天,厕所的影子也没见到。小梁说:“见妈妈的大头鬼,我明明看见好像有个厕所的,怎么一晃眼又没了?”
  杨海龄说:“没有就算了。”
  小梁不饶人地说:“你憋得住?”
  杨海龄脸色有点难看,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做出轻松的样子说:
  “走吧,我们到那边,到那家大商店去转转,走吧,别找了。”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大家重新进出商店,看各式各样的提包,看各式各样的衣服,给杨海龄乱出主意。小梁说,她也想买件两用衫,要大家也帮她参谋参谋。大家随手指了一件,异口同声说:
  “这件好,这件好。”
  小梁说:“你们少拿我开心。”
  大家又随手指着另一件,仍然异口同声:“这件好,这件更好。”
  小粱脸色阴沉,差一点骂出难听的话来,杨海龄看不过去,笑着说:“瞎说,这件衣服小粱哪能穿。”大家起哄说:“能穿,能穿,小梁有什么不能穿的。对对对,穿这件,这件绝对能穿。”说的是一件小孩衣服,小梁人长得矮小,这么一说,玩笑的味道更重。小梁因此挂下脸来,说:“这件吗,给我儿子穿正好。”她的女儿才三岁,那件衣服得十几岁的孩子穿,这话无非口头上沾沾在场人的便宜。大家明白她的意思,一起出门,不想搞得不愉快,笑着扯淡,说:“喂,话说清楚,我们哪位像你儿子?”
  杨海龄扑哧一声笑了。
  小梁也笑,说:“你们啊,都像。”
  杨海龄笑得更厉害。
  小梁说:“你不要太得意,怎么,不想上厕所了?”
  已经有点忘了的念头卷土重来,杨海龄怔了怔,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故意不理小粱。偏偏小梁存心和她过不去,说:“熬屎养劲,熬尿养病。尿可不能憋呀,憋要憋出毛病的。”
  杨海龄红着脸说:“你真讨厌,故意引我是不是?”
  “真的,尿不能憋,尿真不能憋。”
  这事反正已经说开了,而且杨海龄的的确确感到尿急,笑得很勉强地说:“厕所总归会有的,有吗,就去一趟,没有,就拉倒。”
  南京路上一逛就是几个小时,从东到西,大家都觉得腿酸,却依然兴趣盎然。当真没碰到一个厕所。这时候,已不是杨海龄一个人迫不及待,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于是开始问询,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住人就问。一问不知,再问不知,三问四问还是不知。问来问去,厕所没找到,反倒遇上了几个和他们一样妥搜寻厕所的人。“上海人真不是东西,难道他们自己不上厕所吗?”找厕所找得一个个脸发青,怒气冲冲到处乱转。找到了一所小学,眼睁睁地看见厕所就在前面,把门的老头死活不让进去。
  “老同志,你总不能看着我们活憋死吧?”
  “憋不死的,”老同志不急不慢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没见过憋死的,不要吓唬人好不好,憋不死。”
  “老同志你也是人,这憋急了的滋味不好受。老同志行行好,你开开门让我们进去,行行好!”
  老同志无可奈何地说:“就是不能开门,我一开门,这南京路上多少人,你们开个头,大家都把东西掏出来,我们这小学校的厕所,一点点大的地方,还不变成了一条河?不能开,所以我不能开,怎么说,也不能开。你们快走,快走,不是急吗,急赶快走。前面就有厕所。”
  “前面真有。”
  “有。”
  大家脸色难看地再往前赶。走出去一大截,人山人海,商店接商店,又是一处繁华地段。厕所不见踪影,明摆着是小学校看门的老头哄了他们。
  “前面就是淮海路,乖乖,我们七转八转,都到了淮海路,”那位曾经来过上海的,突然醒悟过来,“也好,我们索性上淮海路逛逛,上海就数南京路淮海路热闹。淮海路上有个厕所,我上次去过的。真的不骗你。”
  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晕头转向。杨海龄听说有厕所,牙一咬,说t“去就去,不过,不过最好先找到厕所。”
  上了淮海路,大家也没情绪逛商店,直奔主题地寻找厕所。早过了吃饭时间,大家肚子饿敌不过小便急,越急越乱,越乱越急。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小巷口,只见一位漂漂亮亮的上海少女,拎着一个半新半旧的红漆马桶,十分悠闲地走过来。大家见了救星似的狂奔过去,迎面拦住,吓了姑娘一大跳。
  “对不起对不起,厕所在哪,厕所在哪?”七嘴八舌狼狈不堪。
  姑娘忍不住大笑,回过头,手上的马桶刷举起来,挥了挥,大家争先恐后,连声致谢,急忙往巷子深处钻。走了没多远,隐隐闻到一股臭味,大家都笑,高声招呼,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快乐。臭味越来越重,一阵一阵往鼻子里扑,已经看见有男人一边系裤子,一边从一堵矮墙后面闪出来。
  走近了一看,杨海龄心里一阵难过。原来只是个倒马桶的卫生站。一个老太太站一水池边上,有些赌气地在刷马桶,马桶刷子哗哗乱响。旁边有一个专供男人用的小便池,靠一堵矮墙勉勉强强遮着。
  大家也顾不了许多,当仁不让往里挤,迫不及待地尿起来。杨海龄和小梁远远地站着,说不出的窝囊和别扭。
  “男人就这点好,妈的也不管是什么地方,都能解决问题。”小梁因为有杨海龄可以比较,虽然也有些尿急了,坚信自己还憋得过她,“喂,小杨,你怎么样,憋得住憋不住?”
  杨海龄不吭声。小梁看得出她很难受,又问了一句。杨海龄苦笑说:“我真急了,再找不到厕所,恐怕就要尿裤子上了。这厕所怎么这么难找?”
  “上海人天生古怪,我那年去北京,人家北京还是首都呢,小胡同里到处都是厕所,”小梁一边说,一边和杨海龄一起原路退出。大家又在路口聚齐,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小梁说:“你们轻松了,还有我们呢,人家小杨几个小时前就小便急得不得了,别急着吃东西,先帮我们把厕所找到再说。”
  大家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
  “都给我认认真真地找,再这么憋下去,人家小杨要尿裤子上了。
  说真的,我也吃不消了。”小粱一本正经地说着。杨海龄强忍着,脸上的表情痛苦而且尴尬,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跟着笑。杨海龄说:“我真的要尿裤子上了。”大家又哈哈大笑。
  于是大家沿着繁华的淮海路继续搜寻厕所。越是繁华的地段,越找不到厕所。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杨海龄脸色都变了,站在一家店门口,两条腿紧夹着,人直哆嗦:“小粱,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说这话时眼睛已经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一下子就围了许多人看。“小杨,怎么了?”和她一起的人有些紧张,看着她的脸问,“不要紧吧,小杨?”杨海龄咬紧了嘴唇,痛苦不堪往四处张望,整个地失去了信心。小粱说:“大家别愣着,快找厕所,小杨,我们往前面再走几步。”
  杨海龄说:“我不能再动了。”
  “那怎么办?”小梁也有些发急,“我扶你——”
  “别动我,”杨海龄一声尖叫,表情变得恐怖,“小梁,你别动我。”
  大家慌忙散开,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终于有位好心的售货员答应借用商场的厕所,促成此事的小伙子赶紧冲出来邀功,满脸喜色,连声说:“快快快,就在这商场里。”
  大家前呼后拥地和杨海龄一起往商场走。杨海龄走了几步,脸色惨白,站定了不敢动,楼下是男厕所,女厕所在楼上。已经到了楼梯口,杨海龄十分绝望地往楼上看。商场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大家说:“小杨,快走呀!”
  杨海龄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双手捂脸哭起来。大家注意到她裤子的那地方的颜色突然变深。像一朵花似的慢慢盛开,先裤裆那儿湿了一小块,湿的痕迹逐渐扩大,闪闪发亮的水珠子开始滴滴答答落到了地上,越聚越多,向低处缓缓地漫出去。

  2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厕所的小说,当我开始打算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要写小说,首先要从自己感受最深的问题着手。小说家不能无病呻吟,小说家必须有感而发。他在新时期的两篇代表作最有说服力,一篇是《李顺大造屋》,一篇是《“漏斗户主”》,前一篇说的是农民怎样千辛万苦地造房子,后一篇是农民如何如何的吃不饱,高晓声太熟悉农民,他归纳出农民的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吃和住。高晓声的这两篇小说的轰动效应一向让我眼红。
  杨海龄在上海淮海路上尿裤子的事已过去了十七年,高晓声的那两篇小说发表了也有十多年。时过境迁,我一直耿耿于怀,想把关于厕所的故事,敷衍成一篇小说。关于厕所的感受实在太多太强烈,然而我只是想写写而已。写一篇轰动小说的雄心,早萎缩成一片模糊的影子,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
  清朝李渔写文章时,乱发牢骚说:“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中国文人酸就酸在老以为自己了不起。写文章区区小事,一泡尿害得人少写几句话,算得了什么大损失。不管怎么说,尿急才是桩大事,过去有“官急不如私急”之说,又有所谓:“屎急尿胀,官兵要放”。还有一句更形象:“迸门三步急,出门一身轻。”
  《南华经》上有这么一句:“道在屎溺。”苏东坡《养生杂记》也说:“要长生,小便清。要长活,小便洁。”膀胱为肾之府,有下口,无上口,因此想撒尿就得撒尿。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活人弄不好就真能让尿憨死。古代名医孙思邈说过:
  “忍小便,膝冷成痹。”又说:“忍大便,成气痔。”《内经》上更写得明明白白:“通调水道。”小便首先得通,通了以后,才谈得上调。我们的老祖宗对吃喝拉撒睡都极有研究,五个重大课题中,属于上面的问题有两个,属于下面的问题也有两个,可见拉和撒的重要并不在吃喝之下。随手就可以举一个例子,《悟真录》上记载了小便时应有的讲究i第一,得睁大了眼睛撒尿,“眼中黑睛属肾,开眼所以散肾火”。第二,撒尿时得紧咬牙齿,“齿乃肾之内,宣泄时俾其收敛,可以固齿”。《贮香小晶》也说:“每于小便时闭口咬牙,永免齿疾,且年高齿不播。”又譬如《葆元录》上说:“饱则立小便,饥则坐小便。
  饱欲其通利,饥欲其收摄也。”清朝曹庭栋《养生随笔》上这么写着:
  “每大便后,进食少许,所以济其气乏也。如饱后即大便,进汤饮以和其气,或就榻暂眠,气定即起。”
  道在尿溺,举一反三。任骋先生所著的《中国民间禁忌》上写道:
  便溺的处所也有禁忌。一般民间便溺都要在指定的地点,如厕所、茅房等背人的地方。忌讳随处大小便。俗以为大小便应当在离开住宅远一点儿的地方。柯尔克敖族人严禁在住宅或帐篷附近大小便;哈萨克族也忌讳在毡房附近或羊圈、驼场大便,以为不洁净,不卫生;京族禁悬在渔箔里大小便;维吾尔族在墓地和清真寺内,以及涝坝和伙房等地,均禁忌大小便;达斡尔族禁忌小孩子在牛、马棚内和灰堆上大小便,俗以为在这些地方大小便,屁股上会长疱疖;鄂伦春族禁忌在河里小便,否则,以为到阴问后阎王爷和小鬼们会让他把水和尿分开,到那时就作难了;部温克族最忌讳外人在坑上尿湿了褥子,俗以为这等于灭了这家人的火,会导致断香火绝根苗;汉族等民族忌讳在坟地里大小便。俗说坟地为乱葬岗,是鬼魂栖息之地,若在此大小便,会冒犯鬼魂。鬼魂一旦恼怒怪罪于人,那便溺之人就会生病或者暴死。小便又忌冲灶口,或者尿在烧锅的柴禾上,亦是恐怕会亵渎灶神。
  人比动物高出一个档次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知道应该怎么样大小便。怎么样大小便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不能隧地大小便。人和动物一样,喝了水就得撒尿,吃饱饭就得拉屎,拉屎撒尿,虽然是圣人也不能免俗。“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人特别能吃,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看法。吃得多,排泄的自然也多。难怪毛泽东同志当年起草《八项注意》,第七项是“洗澡避女人”,第八项就是“大便找茅坑”。“大便找茅坑”在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至理名言,浅显的句子中饱含了博大精深的哲学意义。我们大家都知道,《八项注意》是人民解放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的雏形。
  随地大小便怎么说也不是文明的标志。和我们国家古老的文明相比,今日文明得让人眼红的欧洲大陆,几百年前,要比我们野蛮得多。有关将大小便倒在街上的描写,经常可以在古典小说中读到。一对情侣偷偷在街上约会,倚在窗台下亲吻,窗子突然推开,一盆脏水劈头盖脸直泼过来。仔细一闻,竟然是尿,是尿也只好自认倒霉。天黑了,谁叫他们野猫似的在街上乱窜。这样的细节绝对不是我的捏造。巴黎人的便壶随意在窗口向外面倾倒,毫不顾及行路之人,谁要是身段欠灵活一些,听见一声“当心水”,不能立即闪开,那就准中无疑。在莫里哀以及同时代的诸家喜剧里,这样的插话屡见不鲜。法国革命爆发前夕,一位叫瑟罢士梯安·麦舍的抱怨随地小便已成了男子们的习惯:“一回家就看见一个男子在你的楼梯脚下小便,看见你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这个风俗非常脏,尤其使妇女们为难。”大名鼎鼎的卢浮宫曾经是最肮脏不过的地方,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路戚在《文明和野蛮》中写道:
  院子里,楼梯上,阳台上,门背后,人人可以随便方便——蕾宫的人员决不来干涉,所以谁也不怕被人看见。在一般民众,这种鄙野之风原不可贵。一六〇六年八月八日,上谕圣遮猛官(Saint-Germian)中的一切人等不得任意方便。就在当天晚上,皇太子便冲着他卧室的墙壁大溺而特溺。十七、十八世纪进步多了,然而王公大臣甚至国君坐在便桶上会客,不把它当回事。
  记得曾经读过一个有关原始部落的采访报道。描写一禁忌极多的原始民族,说话时,从来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因为这不礼貌,但是,如果是一边说话一边就地大小便,却没有任何不敬之处。原始人穿的是一种与夏威夷草裙差不多的围裙,没有短裤的麻烦,蹲下来就能解决问题。
  屎溺有道不是句空话。考察一下厕所的历史和现状,的确是一桩非常有趣的事。这年头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开了点洋荤,免不了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思想毒害,开口闭口人家外国怎么样怎么样。嘴上说不过瘾,还要摇笔杆子写文章。《域外万花筒》上介绍日本的“厕所文化”:
  厕所的卫生、舒适、美观是人类文明的表现,日本有些地方每年都要搞一次最佳“十大公厕”评比。现任“日本厕所协会”
  会长西冈秀雄原是人文地理学家,又兼任东京大田区的乡土博物馆长。他对世界厕所的研究极有心得,去年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厕所考”展览会,对各美厕所及便桶有详尽的介绍。
  美国麻省一闯博物馆决定邀他明年到美国举办同样的展览会。由于艾滋病的迅速蔓延,使美国对与人体不接触的日本便盆大感兴趣。
  据说在美国,也有十大名厕的说法。隔一段时间就要正经八百地评一次,就仿佛我们评十大体育明星,评十大名模特儿一样,认认真真绝不含糊。发达国家想来也是钱太多了,吃饱了又不肯闲着,于是在厕所方面争奇斗艳,不仅清洁,而且舒适,而且越来越艺术化,越来越保健化。厕所内挂壁画放音乐,抽水马桶本身则成为一组医用器械,能自动记录人的血型和尿常规,能根据记录下来的化验数据,检验出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疾病。对于痔疮患者来说,有专供冲洗患处的设备,只要一揿按钮,水自下而上,难言之隐,一干二净。
  《科技经济导报》上的一篇报道不妨全文照录:
  法国巴黎的街头巷尾,均可见公共厕所。厕所体积小,外形酷似碉堡或炮楼,只能供一人使用。厕所门平时紧闭,投入法郎后自动开启,人进入后即自动关闭,同时门口亮灯,表示有人。
  十法郎(合人民币五元七角)仅能使用五分钟,投入二十法郎,可使用十五分钟,还供应热水作梳洗打扮之用,如在五分钟内不能“方便”完毕,必须再投法郎,否则厕所门自动打开,让你“示众”。厕所内装有电视机,人进入后,电视机自动显现彩色面画,人走后自动关闭。
  外国人在厕所方面的讲究,常让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人瞠目结舌。其实中国的古人也不含糊。除了前面说过的养生之道,在奢侈这一点上,中国人未必就输给外国人。晋代大富豪石崇,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有一次,一个叫作刘蹇的人去石崇家作客,席间去了一趟厕所,见厕所内花团锦簇,两位婢女手持香囊,含情脉脉站在门口,吓得掉头就走,连连对石崇打招呼,说自己“误入卿内”,大约是跑进了石崇的小老婆房里,《晋书·王敦传》说;石崇以奢系于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申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表而出。
  外国人少,古时候人也少,厕所文明并不难。中国人中像杨海龄这样尿急湿了裤子的毕竟不多,况且怎么说也是十七年前的旧事。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事实上中国正在大张旗鼓解决上厕难。譬如制定了设厕标准,规定每座厕所的服务半径应在半公里以内。对一些特殊地段还更为严格,流动人口高度密集的街道应小于三百米,老城居民区应在一百至一百五十米之间。这个设厕标准完全可以避免再发生类似杨海龄的悲剧。然而正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至理名言一样,制定标准是一回事,达到标准又是一回事。新近《百花洲》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报道了厕所紧张的严重局面:
  这个城市,人口一百多万,流动人口十余万,方圆五百六十八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一千八百六十八人。可是,截至一九九〇年七月,全市才有公厕二百一十八座,达四千八百人一座。蹲位更少,总共三千三百七十七个,三百零九个人才一个,且不说“康颇一饭三遗矢”,以一人一天一大解,一次五分钟计,想想看该有多紧张!
  五分钟一大解,一小时可以解决十二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干活,可以解决二百八十八个人。三百零九人共一个蹲位,照这么算,还有二十一个人必须轮空。或者是采取隔天拉屎法,或者是少吃蔬菜让自己便秘,或者是缩短大解时间,五分钟改成四分钟。
  有问题总能解决,我不相信这座城市天天有人屎拉裤子上。上面提到的那篇报告文学还作了如下报道:
  拥有二万多居民的某地段,人口密度一万零六百人,已经一年多没有厕所。原有三座公厕,打坏一座,橱了一座,进而拆了一座;拥有四万三千多居民的某地段,人口密度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人,只有三座公厕。原本有两座水冲式厕所,因无水、坑浅积粪而不能开放;拥有七万居民的某地段,人口密度九千七百八十一人,只有一座公厕;拥有五万七千五百居民的某地段,人口密度四千六百五十人,只有一座公厕;长三点一公里的某路没有厕所;长四点七公里的某路没有厕所;长八点五公里的某大道没有厕所;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的确有些骇人听闻,难怪杨海龄会尿湿裤子。好在人是有理智的动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拉屎撒尿,不是那么轻易就出丑丢人。俗话说,活人哪会让尿憋死。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没听说哪天不死人,却没听说天天有人弄脏了裤子。世界上骇人听闻的事太多。
  记得老舍的《骆驼样子》最后写祥子的堕落,有一笔入木三分令人难忘。祥子成了“刺儿头”,干的一桩最潇洒的事,所谓“是地方就撒尿”。是地方就敢撒尿是种境界,除了不太懂羞涩的小孩子,除了精神病患者,在文明社会里,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是地方就撒尿是随地大小便的别一种说法。但是这别一种说法,活灵活现,写尽了“剌儿头”的玩世不恭。
  厕所紧张了,人常常会做些迫不得已的事,尿胀膀胱屎逼屁眼,踏破铁鞋无觅处,选个能背人的地方方便一下,怎么说都不为过。这当然是指在野外,像杨海龄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憋不住只能尿裤子,要不然非扭送公安机关,或者送到神经病医院。要撒野得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撒,良田万顷一望无际,春天里一片翠绿,秋日里一片金黄,人和大自然接近了,撤撒野也无妨。老夫聊发少年狂,文明人不妨当回野蛮人。
  有一回,我们去一个风景非常怡人的地方开笔会,浩浩荡荡,聚集了一大帮青年作家。会议期间,由当地文化局的一位女干事陪同,去欣赏风景点。早上吃的是小米粥,多少年没吃过这玩意,都说香,一琬接一碗地喝。车子刚开动,大家就说:“今天好,今天喝了这么多小米粥,待会儿肯定热闹。”开出后不到一小时,经过一厕所,大家齐声高呼:“停车,停车。”迫不及待钻进厕所,一身轻松走出来,上车,再往前开。
  这一开就是两小时,车上的人又憋不住了,纷纷向司机打招呼,请他见厕所就停车。县文化局的女干事说:“这哪来的厕所,亏你们一个个还是作家,就路边方便一下就是了。”
  青年作家气盛,一听这话,都说:“路边就路边,把车停下来。”
  车说停就停,青年作家们一个接一个跳下车,往田野深处走。县文化局的女干事说:“好了,别走多远的,谁看呀!”
  车上还坐着几位女作家。下车的青年作家们都笑,都是男作家,都干脆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一并排站开,哗啦啦一泄如注,然后再上车,谈笑风生,都在想那几位女作家的日子不好过。男女有别,膀胱的容量未必有太大区别。刁钻的男青年作家开始寻女作家的开心。
  “小米粥确实好,就是膀胱受不了,你们女同胞忍尿的能力,是不是特别强?”一位说什么样的笑话自己脸上都能不动声色的男青年作家说。
  大家笑成一片。男青年作家们七嘴八舌。
  “算了,别找什么厕所了,就路边蛮好,这叫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路边不行,得往里走一些,没瞧见车上坐着一车狼吗?”
  县文化局的女干事说:“算了吧,你们能算是什么狼?刚刚一个个文绉绉的样子忘了?”
  “他们都是一群有贼心没贼胆的狼。”一位专写新潮小说的女青年作家对窗外看了一眼,微笑着告诉县文化局的女干事。
  “什么叫有贼心没贼胆?”县文化局的女干事明知故问。
  “就是纸老虎的意思吧,”男青年作家中有一位一本正经说,“是不是?”
  大家又笑成一片。车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狂奔,正是春光无限的时辰,麦子青青,菜花儿开了,蜜蜂在黄颜色的花瓣上飞来飞去。目的地好像永远到不了,车子仿佛要永远这么开下去。话说多了也没意思,笑了一阵,说了一阵,有人率先打起瞌睡。
  女青年作家们低声商量了几句,一致呼吁司机停车。车停了,青年女作家们在县文化局女干事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倾巢出动。男青年作家们目瞪口呆,有一个忍不住发出怪异的笑声,打瞌睡的也醒了。
  专写新潮小说的女青年作家在田野里回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往车上张望。车上的男青年作家笑着喊道:“没关系,这车上全是有贼心没贼胆的,没人敢看。”
  县文化局的女干事穿的是一件红毛衣,她挥了挥手,示意了一个地方。衣着花花绿绿的女青年作家纷纷摇手,继续往田野深处走。专写新潮小说的女青年作家又一次回头看了看停在公路上的大客车。麦田青青,菜花地一片黄,蜜蜂乱飞,县文化局的女干事和女青年作家们终于没了踪影。

  3
  为了缓解女性在球场、音乐会和机场等场所“方便”难的问题,美国人最近发明了一种新设备——“女尿厕”。“女尿厕”跟男尿厕很相似,但由一条管子连着。女子站在厕前,把管子拉前,管口便会弹出一个盖有卫生纸的杯子。事后,把管子挂起来冲厕。
  女厕前排长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巴尔的摩纪念运动场准备了六套。在今年秋季运动会期间试用。如果反映良好,一些其他球场也将相继采用。
  十七年前,杨海龄在淮海路上尿湿裤子,我就是那个冲进商店,向售货员哀求,获得允许后,又飞奔出来报信的年轻人。那一年我十八岁,和在场所有的小伙子一样,对杨海龄充满好感。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那场混乱,围观的人七嘴八舌,杨海龄捂着脸自顾自地哭个不歇,我们站在一边不知所措。有个上海人趁机说了句很下流的话,下流得使小梁和那人对骂起来。我们像木头人似的站在一边,竟然不知道帮着吵嘴打架。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安慰安慰杨海龄。事情糟糕到这一步,实在出乎意料。我们成了真正的木头人,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尿湿了裤子。晚上回到旅馆,我们的行为遭到了大个子的愤怒指责,他认为我们应该为自己是大男人感到可耻,“我当时要在场,不把那上海人那张贱嘴的牙打掉,我就是你们养的,不,我就他妈的是婊子养的。”大个子度过了认识杨海龄以来最窝火的一天。他失去了保护杨海龄的专利,成了离群的孤雁,苦着脸,像掐了头的苍蝇一样为了找我们到处乱窜。
  当时的确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男女有别,我们又不能送杨海龄去厕所换衣服,里里外外都湿了,想换也没合适的衣服可以换。围观的人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多少年以后,杨海龄回忆当时的情景,只说了一句话:
  “我那时候,真想死!”
  也难怪有人要看。大庭广众,一位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尿湿了裤子,谁见了,也忍不住多看几跟。混乱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杨海龄除了哭,还是哭。我们傻兮兮一旁陪着,混在看客之中,干着急。好不容易小梁明白过来,大声地喊道:“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
  围观者照样看,小梁急中生智,将杨海龄往女厕所拉。杨海龄一边哭着,一边还不肯走,急得小梁哇哇大叫:“小杨,这么多人盯着你看,好看呀?”
  杨海龄终于被小梁拖上楼,一路走,一路湿漉漉似乎还在滴尿。
  我们犹豫着跟上楼,一位老太太冲我们大骂:“你们这帮人,真是吃饱了太空,是不是还要跟到女厕所去看看,真是不要脸!”
  “我们是一起的。”
  “一起的?”老太太不信任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们,一张沾满唾沫星的嘴赌气地撅着,结果我们又成了众目睽睽的注意目标,“一起的,你们也不能跟到女厕所去呀。”
  我们乖乖地在门口等着。看热闹的人渐渐离去,小梁突然跑出来,要我们脱一条裤子下来,让杨海龄罩在湿裤子外面。我自告奋勇脱下外裤,小梁捧着再次跑进了女厕所。隔了好半天,杨海龄出来了,穿着我的外裤,卷着裤角,依然眼泪汪汪。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回南京,我穿着一条红颜色的全棉运动裤,在车厢上一趟趟跑来跑去,忙着为大家倒开水。我们一路都在打牌,谁输了谁就该服务,记得从开始一直到火车进南京站,我没抓过一次好牌。
  这次事件使杨海龄变成了哑巴。在火车上她一声没吭。回到厂里上班,更听不见她的声音。就看见她戴着个大口罩,两个大眼睛中没任何人,站在磨床边,谁撩她说话也不搭腔。我们赌咒发誓,谁也不许把尿湿裤子的事捅出去,然而这事在我们回厂的第二天便传开了,沸沸扬扬都当笑话讲。人多嘴杂,越说越离谱,越说越有趣。
  大个子挨个审问去上海的人,他是真正地生了气,看得出,只要能查出谁是这次事件的泄密者,他一定不会轻饶他。那天在厕所里,我正蹲在那拉屎,他突然闯了进来,一把夺走我捧在手上的那张草纸:“你说老实话,到底是谁把这事传出去的?”他不分青红皂白,用草纸在我头上抽了一记。
  “大个子,你——”我蹲在那说不出的狼狈,“你别抢我的草纸呀!”
  “到底是不是你,是你传出去的?”大个子面目狰狞,只等着我承认了,然后把我塞到大便池子里去。我无端地有些恐惧,幸好这消息不是我传播的,我苦笑着赌咒发誓,求他把草纸还给我。
  “真不是你?”
  我接过草纸,草纸上捏着黑乎乎油腻腻的手印。“大个子,你也欺人太甚,我就是打不过你,要不然,我饶了你,我他妈是你养的。”
  提了裤子站起来,我感到自己非常委屈,气鼓鼓地对大个子说t“你1大个子当场向我道歉,连连叫我不要生气,他用胳膊接着我的头,和我一起往车间走。“老实说,我觉得最不可能把消息传出去的,就是你,”大个子看上去足足比我高了一个头,“所以,我他妈先从你开始问起。要是我查出来是哪个狗日的,你说我不把他屎揍出来,还把谁屎揍出来?”我们走到了磨床那儿,杨海龄戴着大口罩正在操作,她分明已经看到我了,故意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我脸带微笑地停下步来,在一边涎着脸看了三分钟,还没搭上一句话,大个子便板起脸来撵我走:“喂喂,干你的活去!”
  杨海龄在淮海路上尿湿裤子使她的身价大跌。这时候,一年一度的新学员又来报到,见异思迁,来了几位挺看得过去的姑娘,小伙子们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唯一紧盯着杨海龄不放的就是大个子,他对自己的徒弟入了迷,一头跌在情网里出不来。他虎视眈耽地守护着就在嘴边的羔羊,垂涎三尺,却没有一点点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结果的单相思,大个子情意绵绵,对徒弟的关怀体贴入微,但是杨海龄对他若即若离甚至冷冰冰。淮海路上尿湿裤子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杨海龄的孤独者形象,她的表情永远披着一层面纱。上班下班独往独来,谁和她一起走也休想多说一句话。
  事实上,早在刚尿湿裤子的那一刻,杨海龄捂着脸痛哭,她就打定主意,再也不能在厂里待下去。这个面子丢得实在太大了。大得她整个地失去了信心。在这个厂继续待下去,对于她来说,将是一场终身的折磨。她摆脱不了人们眼睛中一闪而过的那种试图掩盖因此更加明显的表情。多少年以后,时过境迁,杨海龄早已恢复了信心,在和我一起重温旧事时,曾感慨万分地说过:“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离开这个厂,越早越好。”
  不声不响的杨海龄为她的工作调动用尽了伎俩。她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师,到处托人,差一点就把她调到城市另一头的一家工厂。所有手续都已完备,她突然听说我们车间主任的老婆就在那个厂里当调度员,“我想,那我还去干什么呢?”杨海龄回忆旧事时,苦笑着对我说,“我想换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但是这件事提醒我,要换,就索性换远一些。”必须去一个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世界。她的生活将在一片空白中重新开始。她做好了去外地的准备,即使条件差一点也在所不惜。她的父亲有一位老同学在苏北工作,老同学的儿子对杨海龄颇有意思,“小伙子挺一般的,瘦瘦的,高高的,说话有点结巴。
  他当时是我的最后一条退路。”正当走投无路的杨海龄准备献身于没有爱情的爱情时,高考制度的恢复,仿佛晴天一声霹雳,又好像是黑暗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为绝望中的杨海龄带来了光明。她立刻全力以赴地投入复习,准备报考任何一所可以录取她的大学。既然离开这个生活中充满阴影的工厂,已经成了她奋斗的主要目的,报考大学便是唯一的手段。
  那个年头中,我们那个小小的工厂中,还有一个人对报考大学如痴如醉丧心病狂,这个人就是我。自从我和杨海龄在一个补习班上不期而遇,个人的秘密就变成了我们公共的秘密。我们开始一起补习温考,互相交换复习材料。我们变成了工厂里的多余人,上班时无精打采,能偷懒则偷懒,能拆烂污就老实不客气地拆烂污。我们去找同一个医生混病假,又去找同一个老师解答问题。我们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复习上,满脑子试题,满脑子应该背下来的公式,政治语文数学整天在脑子里打架。
  我们的接触很快遭到非议。大个子对我怒目而视,眼睛中冒出的妒忌的烈火足以把钢铁都熔化。和我要好的小兄弟提醒我,说我和杨海龄如何如何不般配。“你小子没必要打着复习的招牌吊膀子,人家早就有了主,你当心大个子把你的脖子拧一下。”无论怎么解释都是多余,我索性稀里糊涂地由别人怎么说。除了上大学之外,我没有其他念头。上大学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不仅使我忘记了爱情,甚至连正常的青春期的性的欲念也抛弃到九霄云外。那一年我二十一岁,为了复习,我和杨海龄一起赶火车似的,从这所中学赶到那所中学,有课就上,有复习教材就当场掏钱买。有一次,我和杨海龄被一位应考的中学生从课堂上活生生地撵了出来,理由是我们既然不是这座学校的学生,就不应该占据属于他们的课桌。话说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我们做贼心虚,只好乖乖地到教室外面去听。听到一半,负责为学生复习功课的老师走出来,非常和气地对我们说:“教室里太挤了,实在坐不下,这样吧,我晚上还有一节课,你们晚上早点来。”
  于是我们开始在学校里乱转。这是一个星期天。时间已经是下午,我们决定利用这段空隙,好好地背一下政治。除了那个补习班,所有的教室都是空荡荡的,我们沿着楼梯往上走,一直走到最高的一层,然后在过道里嘀嘀咕咕地下死劲背书。太阳快要落山了,对面的离我们很近的一座大楼,仿佛被一道金光劈成两半。我们背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著名论断。一个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背诵,另一个人在一旁检验是否正确。完全是在无意之间,我们突然注意到对面大楼正对我们的一个房间里,一张大铁床上,赤条条地躺着一男一女,都是睡着了的模样,好半天没有动一下,夕阳从窗户射进去,洒在那一男一女的身上,斑斑点点像是两尊艺术品一样。
  我们继续背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心里都咯噔了一下,不约而同地对看一眼,扭过头去,往走廊的另一头走,一边继续背诵。一直到天彻底黑透,我们就这么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背个不歇。
  我们都下意识地不往那个窗子里看,稍稍走一点神,立刻重新抖擞精神,一字一句苦思冥想往下背。我们终于背下了那些重点,那些一二三四的小标题。对面窗户的灯光突然大亮,临走时,我们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男一女已经穿上衣服,那男的什么模样我当时就没看清楚,那女的却是个小美人,正挺着高高的胸脯在和男人说话。一年以后,我在大学的宿舍里梦到同样的情景,当醒过来发现自己已梦遗时,我非常奇怪自己当年目睹活生生的场面竟然会无动于衷。
  我和杨海龄都成了想上大学的机器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一起,几乎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性别差异。我再也不是那个曾经想向她献殷勤的小伙子,她也不再是那个戴着大口罩不肯露出真面目神秘兮兮的大姑娘。除了试题和即将来临的考试日期,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暂和我们都没关系。我们经常一边走路,一边背书,全神贯注,目不斜视。有一次,我差一点跟着她一起进女厕所,而她有一次在野外和我一起背书时,哈欠连天,最后竟然毫不害羞地靠在我身上睡了一觉。
  我们如愿以偿进了大学。从此断了很长时间的音讯,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和杨海龄才又一次见面。那是在暑假里,我们通过电话相约,一起去我们曾经待过的那个小工厂看看。士别三日,虽然谈不上衣锦还乡,我们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得意。我们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当年极力反对我们考试的厂长,破例把我们叫到厂长办公室,而且亲自去食堂吩咐准备饭菜。
  过去的老熟人纷纷来看我们。我和杨海龄一起去看望大个子。这时候的大个子已和我们也熟悉的一个极不起眼的女孩子结了婚。杨海龄和大个子说了几句话,走到她当年操作过的磨床边,情不自禁地摇了摇手柄,和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磨工说起话来。
  “你们在一个大学?”大个子很有些尴尬地问我,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问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对了,你们不是一个大学。”
  我忍不住傻笑,明摆着他酸溜溜地还在吃毫不相干的醋。我知道厂里一定有许多人误会了我和杨海龄的关系。对别人这种事用不到解释,但是对大个子,我觉得有必要说说清楚:“我和她三年没见过面了。”
  大个子有些吃惊,看着我,脸刷地就红了,红了一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你们不常见面?”
  “跟你说三年没见过一次面。”
  大个子总算缓过劲来,眼睛移向别处,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不说了。
  “你们说什么?”杨海龄笑容可掬地向我们走过来。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大个子连声说。
  “你师傅问我们是不是经常见面,”我想开句玩笑,说大个子以为我和她在谈恋爱,然而看到大个子变得那么紧张,便让话题突然拐了个弯,“喂,小杨,是不是想你的老伙伴?”我这话说得有些愣头愣脑,我的意思当然是问她想念不想念自己曾经操作过的磨床。
  “你瞎说什么?”杨海龄脸红了,立刻又镇定自若,“喂喂喂,你小子在大学里学坏了。”
  这一天杨海龄显得异常兴奋。我们在车间办公室泡了两个多小时,又是说又是笑,终于让车间主任感到嫌烦,他挥挥手,做出十分遗憾的样子,叫和我们一起吹牛的工人干活去。没一个工人听车间主任的话,大家谈笑风生依腰,把车间主任往外面轰。车间主任一脸不高兴地说:“有话下班谈,好不好?”
  杨海龄看了看手表,笑着说:“唉哟,主任,你也真是的,马上不就下班了吗,怎么这么不够意思?”
  车间主任盯着杨海龄像看什么怪物似的,酸溜溜似笑非笑地说:
  “看不出你小杨,还真变了个人,变得能说会道,想当年,你可三拳头也打不出个闷屁来的人,那时候都当你是个哑巴,当年你去上海——”
  杨海龄的脸顿时变色,通红,变白,又发青。车间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气氛大为紧张。车间主任突然哈哈哈大笑,大家都笑,杨海龄也若无其事笑起来。大家很快知趣地告辞,杨海龄面带微笑,刚出厂门,眼泪就噼里啪啦掉下来。
  “这个鬼地方,我再也不会来了。”她赌着气,咬牙切齿对我说。

  4
  杨海龄回厂的遭遇,和一个叫作省三掉裤子的故事非常相似。省三是一个爱跳舞的小伙子,有一次在表演时,不幸当众掉了裤子。他羞愧难当,骑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若干年以后,省三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骑着一头瘦驴回来,他发现人们仍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议论他当年掉裤子的情景,便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回家乡。杨海龄在淮海路上尿了一次裤子,使她发愤考上大学,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吃了一次亏,又占了一次便宜,正好功过相抵。功也好,过也好,人们很难忘掉她曾经尿湿过裤子。
  我考大学似乎也是环境造成的。那一年熟悉的人中间,和我同期考上大学的有作家方之的儿子,还有作家陆文夫的女儿。我父亲和方之、陆文夫为同一件事打成了右派,难怪方之有一次会按捺不住得意地说:“好好,我们老右的小孩,都上大学了,报应,真是报应。”
  我们班上起码有十名右派子女。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有两届工农兵大学生没有毕业,通过高考进大学校门的人,免不了有些小人得志,动不动就和工农兵大学生寻衅吵架,有一次甚至在厕所里挥拳头打起来。一位工农兵大学生感叹说:“这年头,搞得不得了,工农兵大学生跟右派似的。”
  这句话曾在学校里广泛流传,都当作笑话讲。当时右派还未平反,这话的意思,等于说就是和坏人一样。隔了一年多,轮到右派平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右派突然走起运来,逐渐变成了金字招牌。有一天,系支部书记把我找去,说是在我的档案中,有一叠关于我父亲的材料,现在让我过目一下,然后当面销毁。
  “这材料已跟着你许多年了,现在好了,我们把它烧了,就没事了,真的,以后就没事了。”系支部书记是个慈祥的老太太,她由衷地为我感到高兴。
  但是我拒绝过目所谓我父亲的材料。无论慈祥的老太太怎么劝,我坚决不看。多少年来,我根本就不知道还存在着这玩意。我知道父亲是右派,多少年来,我不止一次因为自己是右派子女抬不起头来。
  秃子头上的疤明摆着的事,材料能销毁,自然能够再放进去,况且我已通过审查进了大学校门,这起码可以很乐观地说明,即使是父亲的材料还在,也未必会再影响我的前途。
  有些事总是让人耿耿于怀。怎么忘也忘不了。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头,我避难去了农村,在一个小镇上读小学。这里远离城市,凡事都要稍稍慢几拍。记得有一天突然开了全校大会,说是要成立红小兵。校领导充满感情地高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下面顿时一片鼓掌,情绪激昂。会议一散,都回到课桌前,摩拳擦掌,又是写申请书,又是写决心书,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
  很快发了表格下来,让大家填,于是碰到了家庭成分这一栏。这里的农村和我们通常在书上或电影上见到的不一样,全是贫农,没有地主。有钱的地主都在城里,不是经商,便是经营实业,所谓民族资本家。大家争先恐后地填着表,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为家庭成分烦神。
  我当时小学四年级,说懂,好像什么都懂了,说不懂,糊里糊涂一样也不明白。我的父母在南京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各式各样的罪名一大堆。到底填什么样的成分让我煞费苦心。同学们都抢着去交已经填好了的表格。我犹豫再三,和“地富反坏”并列的右派不敢填,终于在自我感觉里认为是最轻的罪名中,随手拈了一个。我填的是“小资产阶级”。记忆深处有个印象,在南京时,听红卫兵小将演讲,曾听到过工人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说法。
  没想到随手捅了马蜂窝。在清一色的“贫农”中间,我是小资产阶级,这还了得。老师拿了我的表格,脸上立刻有些紧张,匆匆去找校领导,校领导回答得很干脆:“小资产阶级,当然不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第二天,发红小兵袖章,除了我,全班一片红,一人一个红箍套在胳膊上,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班上的一些女孩子老是偷眼看我,我心里好难过,几次想哭,都忍住了。
  我从此有了个“小资产阶级”的绰号。大家都开始对我刮且相看,动不动就用这绰号折磨我。有一天,老师很认真地和我谈话,让我以后天天早点去,从井里拎几桶水,把学校的厕所冲一下。我一向是听老师话的好孩子,因此也不敢反驳,低着头不吭声。老师说:
  “你好好改造,说不定以后哪一天,也可以参加红小兵。”
  我又开始逃学。在南京时我也逃过学,那是看见父母被押着游街以后。我觉得非常的自卑,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
  当人们信口议论游街人的种种狼狈相时,我心里便像刀割似的。当时为了逃学,在牛棚的父母甚至由造反派陪同着报过警。我被送到农村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独子,没人管教,流落街头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坏孩子。
  想不到在农村不过一年多一些,我又开始逃学了。我不想让外祖母知道,天天仍然上学时出门,放学时归来。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按时间回去,发现老师正在和外祖母坐在一起说话。外祖母见了我,劈头就是一通骂。老师说:“算了,骂他也没用。喂,你还是去上学吧。”我不说话,无话可说。老师非常和蔼地看着我,似笑非笑的样子。外祖母怒气冲冲,在一边时不时地嘀咕几句。老师又说:“老太太,不说他了,你外孙也不是那种不想读书的人。”那天老师在外婆家消磨了不少时间,说了许多话,临走,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课总归要去上的。其实你也真是小孩子脾气,冲厕所就冲厕所,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拎几桶水吗!”老师走了,外祖母没有再骂我,只是说:“不管它,学照上,厕所就是不冲,屎又不是你一个人拉的,凭什么叫你去冲!”
  第二天,我垂头丧气地去了学校,心里打定主意,天塌下来,坚决不冲厕所,想不到老师见了我,只是笑了笑。从此再也没有提起冲厕所的事。
  我只在农村待了三年,三年时间,只是在当时觉得长一些。我的父母冲厕所可远不止三年。行行出状元,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打扫厕所有许多窍门,我的父母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能手。“文化大革命”分成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人的遭遇也不同。最可怕的是刚开始那阵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是抄家,又是批斗,又是游街,稍微不老实一些就挨揍,有时再老实也挨揍。到了后来,造反派斗来斗去,“地富反坏右”便成了死老虎死虾子,打不打无所谓。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父母除了天天冲冲厕所,每周写一次认罪书,悠闲自得没任何事可干。
  那年头不评比文明厕所,否则我母亲很可能榜上有名。我母亲属于那种有洁癖的人,一天不打扫卫生就难受,让她打扫厕所,真是天造地设物尽其用。事隔多年,大家回首沧桑,嫌后来的厕所脏得不像话时,都怀念我母亲当年的活做得地道。
  举一个小例子便能充分说明问题。那时候有一位姓孙的老工宣队员,是个极度负责的人,大家都叫他孙师傅。当时有句最时髦的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孙师傅每天照例要检查一下厕所,然后随手找一个“地富反坏右”训一通,有一天,他叫住了我父亲,怒气冲冲吓唬了一通,批评他打扫的厕所没有我母亲打扫的干净。
  “这是态度问题,你懂不懂?”
  我父亲连忙返工,不返工没事,一返工,却发现大便池里有个黄灿灿光溜溜带壳鸡蛋。
  男女厕所反正是紧连着的,我父亲毫不客气,把鸡蛋用力一捅,鸡蛋晃悠悠到了女厕所那一头。隔不多久,造反派中的一位女干将急匆匆上厕所,无意中低头,发现自己的一泡骚尿正浇在那鸡蛋上,于是惊呼着跑出来,大声叫孙师傅,兴师动众地要找人问罪。剧团里刚吃过忆苦饭,大家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流了不知多少眼泪。干什么事也得挑时间,这当口把鸡蛋往厕所里扔,问题的确太严重。顿时有人找了纸墨起草大字报,大标题用了醒目的美术字:“厕所里的鸡蛋!”
  是一个鲜红的惊叹号,开头两句写道:“解放前,我们穷人吃不饱,穿不暖,是决不会把鸡蛋往厕所里扔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母亲成了第一怀疑对象。有理无理,先开批斗会,煞煞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幸好有孙师傅作证,他亲自检查了我母亲打扫过的厕所,十分干净,因此断定鸡蛋不可能是我母亲扔的。况且,作为所谓高薪阶层的我母亲,当时只拿十几块钱的生活费,上有老下有小,穷得根本吃不起鸡蛋。吃不起鸡蛋的人怎么舍得把鸡蛋往厕所里扔。批斗归批斗,认罪归认罪,我母亲死活不承认鸡蛋是她扔的。
  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工宣队的师傅们聚集一堂。黄灿灿光溜溜的鸡蛋被小心翼翼捞了上来。这是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先放在自来水下面冲,然后轻轻剥开已经四分五裂的蛋壳,众目睽睽虎视眈眈盯着它。孙师傅拿过一把用来削铅笔的小刀,像削水果似的,削去被污染的部分,放鼻子下闻了闻,又闻了闻,对旁边的人说:“你们闻一闻,这鸡蛋到底坏没坏?”
  “当然不可能是坏的,”造反派的女干将正怀着孕,气愤地说,“这是阶级敌人在对我们示威。”
  孙师傅用铅笔刀削了一小块鸡蛋,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嚼了几下,咽下肚去。“嗯,是没坏,来,大家尝一点。”
  大家当场脸色发白。孙师傅又说:“我们只有尝过了,才知道到底是不是坏的。这有什么关系,万恶的旧社会,我们什么没吃过?”
  在场的人愁眉苦脸地吃鸡蛋,女干将分到一块带着一角蛋黄的鸡蛋,咽下肚十秒钟,便跑到一边吐开了。
  多少年来,我母亲一直庆幸,造反派们没有心血来潮,让她独自把那鸡蛋吃了。更值得庆幸的是,当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工宣队的师傅们十分严肃地品尝鸡蛋时,站在一旁发抖的母亲,竟然没有分尝一口的机会。多少年以后,鸡蛋事件早被大家所遗忘,一位当年如花似玉,而今徐娘半老的女演员才站出来,公开承认那鸡蛋是她扔的。女演员和自己的男朋友赌气,两人各属于敌对的造反组织,经过一场小两口之间的口角,冲动之下,女演员把男朋友孝敬她的鸡蛋扔进了厕所t有一点是女演员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的,她分明记得自己将鸡蛋通过那条男女共用的统一战线,通过那条曾经被一个下流男人放了面镜子窥视奇妙世界的壕沟,远远地扔到了男厕所的那一头。是什么作用力又使鸡蛋回到了女厕所呢?

  5
  我们时常为历史进步感到庆幸,但是也难免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人心不古的现象常常让我们悲哀。譬如公共厕所这面镜子,很轻易就折射出了历史的影子,同样很随便地就反映出社会的现状,《扬子晚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日记本里,准备有朝一日写文章时用。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也曾独领风骚未几容颜早逝》:
  本报讯厕所门口找不着男、女标志,晚上里面黑灯瞎火,装好的水箱不翼而飞……这些镜头眼下在盐城市区水冲式公厕并不鲜见。
  去年创建卫生城市时,盐城市政府投资、集资200余万元,在市区内新建了43座水冲式厕所。这些厕所马赛克贴面,瓷砖衬里,配有全套冲洗设备,且造型别致。群众纷纷赞扬市政府为他们办了大好事。遗憾的是,这些厕所一投入使用,就遭到少数人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44只水龙头,23个洗手池,55米自来水管道,72米电线,7只水表箱,5只水箱被盗。更有甚者,当时为了和现代化的厕所相配套,盐城市建委拔专款6000元,购置了全套铝质卫生标语、标牌,现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厕所几次维修,几次被盗。市环卫处专门姐织了10个人的水冲式厕所维修小组,已经重修补装设备3000多元,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些公厕的自来水也成了被盗目标,如市二汽、市化纤厂附近的公厕每月水费高速1000元和2000元。
  不管怎么说,有公共厕所是个进步。厕所使我们免遭了尿湿裤子的尴尬。然而我们对公共厕所的态度,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上面的那篇报道所说明的问题,显然不是只发生在中国的某一城市。关于厕所,《说文》的解释是:“厕,清也,从广则声。”所谓“清”,是动词清洁的意思。《释名》的说明则是:“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或日溷,言溷,浊也。或曰圊,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公共厕所的关键,在于让人轻松清洁。古人早就看到了脏和清的辩证关系。
  让人干净的地方,弄不好就肮脏。难怪“厕”在古代还有猪圈的意思,《汉书·燕刺王旦传》有“厕中豕群出”。公共厕所太脏了就和猪圈差不多,太脏了,比猪圈还要不像话。猪不会随地吐痰,不会扔得到处都是香烟头,不会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下流字眼画春官图。
  不妨再从《百花洲》上那篇专谈厕所的报告文学上摘抄两段:
  按国际惯例,厕所的臭气强度分六等:零度无臭;一度稍稍感觉恶臭存在;二度确认恶臭存在;三度极易感觉恶臭存在;四度恶臭明显存在;五度恶臭强烈存在。
  前几年,一位记者公布了北京市环卫局对几十座普通公厕的抽样调查的结果;一至四月,臭气强度为三至四度;五至十月,臭气强度为四至五度。另一结果是,一至十月,氨含量是百万分之一点六至十九点一,硫化氢含量百万分之零点一四至九点三;其二者的平均含量分别比日本的极限含量高九倍和二百三十倍!
  厕所自然应该是臭的。没有必要钻牛角尖要求太高。厕所不过是让人方便一下的地方。没必要过分讲究。然而不管怎么样,与人方便的地方,不应该变成与人为敌的场所。
  我对公共厕所有非常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也得感谢那位老工宣队员孙师傅。从十二岁开始,我天天都要来回无数趟跑步,和离我们家五百米远的公共厕所打交道。
  “你为什么要跑呢?”我的邻居常常忍不住问我,“屎拉裤子上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只要是去厕所,我就一定是跑着去。我的短跑成绩在高中在大学都名列前茅,也许上厕所对于我来说,是跑步拿名次的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
  我们家原来有个卫生间,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虽然我父亲是右派,虽然我母亲是臭名昭著黑线人物,可是我们家多年来,却一直享受高薪待遇特殊照顾,住在剧团那栋最漂亮的小洋房里。“文化大革命”中,工资被扣,只拿生活费,小洋房照住,但是只允许住一间,其他房间让出来,造反派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我十二岁那一年,抽水马桶不识时务地坏了,堵了一池子污秽,自己又不会修,老老实实向工宣队孙师傅汇报,他跑来看了看,说:“坏了就坏了吧,修它干什么。就你们家有厕所是不是?修,还要专门有人给你们修,想得倒好!”第二天,他拎了一桶水泥,跑到我们家,三下五下,就把那好端端的抽水马桶砸了,污水淌了一地,水泥拌了拌,往管道里一塞,万事大吉。
  “就你们是修正主义,以后和大家一样用公共厕所!”
  于是就用公共厕所。人和人都一样,别人都用,自己心里也没什么难受。这一用就是好多年,一直用到搬家。“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祖父千里迢迢从北京来看我们,不住在我们家,住在离我们家有两站路远的饭店里。老人家用惯了抽水马桶,离开了这样的设备就不行,他来了,我们天天赶到饭店里去看他,吃也在饭店一起吃,那时候南京的高档饭店价钱并不贵,我就曾经陪祖父住过好几天。
  “好好的抽水马桶,为什么要砸掉呢?”祖父百思不解地问我。
  我祖父不归造反派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与世隔绝逍遥法外所谓受保护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些事他当时不能明白,以后也永远没有明白过。多少年后,我已经念了大学,假期里去北京陪祖父聊天,提及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遭遇,祖父神色黯然,说“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谁谁谁死了,谁谁谁死了,他以为久无音讯的我父亲也死了。“天天去打扫打扫厕所,也没什么,人吗,改造改造也好,可是为什么非耍把抽水马桶砸掉?砸了抽水马桶又能怎么样呢?”祖父始终对抽水马桶被砸耿耿于怀。
  我一直光顾的那个公共厕所毁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场大火,关于这个厕所的故事甚至可以写一本书。它留给我太多的记忆,有滑稽的,有悲哀的,更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自从我父母先后停止打扫厕所之后,这个一度干净得无可挑剔,可以获得文明卫生模范称号的厕所,终于变得肮脏不堪,变得难以让人忍受。这是一个人们想象中能有多脏就有多脏,能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的厕所。地上永远是湿的,东一块西一块地放着红砖,到处是烟头,到处都是用完的香烟盒,到处都是痰,晴天去上厕所也得换上套鞋。老式的木结构,板壁上尿垢屎迹血渍下流字画,应有尽有。壕沟里苍蝇飞来飞去。五颜六色的手纸,用过的避孕套,死老鼠,生气勃勃蠕动着的蛆。屋顶漏雨,厕所的地势低,没人天天打扫,有人用无人管,很自然就堵起来,赶上一场暴雨,屎和尿一起往外溢。一位癌症晚期的中年人,在这悬梁自尽,舌头拖多长地挂了一夜。从此天黑了就没女人敢来上厕所,即使是白天,也常常是结着伙。厕所的灯泡总是被人恶作剧地偷走。
  环卫所的工人每周来拖一次粪便。最初是一位老工人,要来总是趁天不亮之际,悄悄地就把粪便拖走了。老工人到岁数退休,顶替的是一位农村调上来的知青,年纪轻好斗气,干了没多久,就和住厕所附近的人家较上了劲。一个要求环卫工人应该像过去一样,天不亮就把粪便拖走,一个存心捣乱,要么不来,要来必是吃饭时间。于是就斗嘴,斗嘴不解决问题就动手。一动手大家都吃了亏,一方占着人多势众,四面八方都能出击,一方占着武器优良,是一把舀粪的长柄勺子,挥一下,想接近的人乖乖退出去几步远。
  于是告状告到环卫所。环卫所管事的说,不管有理无理,你们那么多人,殴打了我们的职工,哼,还有脸来告状。告状的人连连诉说年轻的环卫工人的不是,环卫所管事的又说,算了吧,一千条一万条,说到底,是看不起我们环卫工人。“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真是白搞了。好吧,大家都做自我批评。
  事情于是不了了之。这边让粪勺舞了一下的一个小伙子,发狠说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位年轻的环卫工人。那环卫工人更狠,黄鹤一去不复返,任凭屎啊尿啊地漫出来,干脆再也不来了。天长日久,后果有些不堪收拾。于是再到环卫所去交涉。环卫所管事的亲自赶来看,看了以后,说:这厕所还像是人用的?这边管事的说:所以要你们派人来把粪便拖走。环卫所管事的往环卫所挂了一个电话,不一会来了五辆粪车,吭哧吭哧地把化粪池里的污秽全拖走了。这边管事的说:不能光把这池子里的拖完就算完事,这厕所还堵着呢,怎么办?
  环卫所管事的说:我们只管化粪池里的粪便,厕所堵起来,是你们使用不当的结果,这我们管不了。
  这边管事的于是紧急动员,找来了水管竹竿,又是捅,又是冲,又是表扬鼓励。终于把厕所折腾干净。
  干净了一个月,一切又恢复原样。该堵的又堵了,又得穿套鞋,又得小心翼翼地从铺着的一块块红砖上走过去,留神别一脚踏空了,踩在溢出来的屎上面。又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惨不忍睹,不得不紧急动员,又找来水管竹竿,又是捅,又是冲,又是表扬又是鼓励。
  如此周而复始,一天天熬下去,一个月一个月地熬下去,有一个挺可爱的女孩子来我们家做客。挺可爱的女孩子很能说话,从东到西,天南海北,说了一大堆。说着说着,她的脸红了,十分不好意思地说想方便一下。我的脸也顿时红了。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感到尴尬的难题。几乎是从一开始,爱情的小夜曲就在我耳边奏响。
  如此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把她带进那惨不忍睹的厕所呢。然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怎么说也不能再发生杨海龄的悲剧。我觉得自己是带着一种犯罪的心情,把挺可爱的女孩子送到厕所。我站在臭气熏天的厕所外面犹豫不决,心里一阵阵发毛,不知道该不该等她,也不知道她在那被誉为不是人呆的厕所里会有什么意外。隔了好半天,挺可爱的女孩子从厕所里胆战心惊地走出来,脸仍然通红,进厕所时是不好意思,出来时却是愤怒,结结巴巴说了一句:
  “你们这厕所,也太……太那个了!”
  爱情的小夜曲旋律刚刚奏响,故事便令人伤感地结束了。

  6
  厕所失火应该是一句笑话。
  然而我上面说的那个厕所,确确实实被火烧毁。
  厕所被焚是故事中的故事。
  厕所被焚永远是个谜。
  事过多年,没人能想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只记得厕所被焚的前几天,厕所里飘溢着浓郁的汽油味道。天知道是谁把汽油倾倒在厕所里,事过多年,回忆起厕所被焚,有人怀疑当年那股呛人的气味,压根就不是汽油。也许只是煤油,也许是柴油,也许是用剩的油漆,也许是别的什么易燃物体,也许是堵塞的化粪池里,自发地制造了大量沼气。
  正好是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没多久。地震的恐惧像一场噩梦,笼罩在南京人民心头,到处七嘴八舌闹地震,是地方就搭起了各式各样简易却依然大显神通的防震棚。商店里的食品抢购一空,甚至肥皂火柴等等日用品也不能幸免。人心惶惶,仿佛世界到了末日。有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年轻诗人,拎着自己的一旅行包诗集,愁眉苦脸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害怕自己从未印刷过的诗集被永远埋没的惊恐,像老鼠一样啃着年轻诗人稚嫩的心灵。十年以后,年轻诗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突然时来运转,以“新浪漫派”诗人的桂冠饮誉文坛。
  厕所是在半夜里起火的。噼里啪啦猛地燃烧起来,霎时间大呼小叫混乱不堪。那是一个真正的不眠之夜,年轻诗人站在我们家矮矮的防震棚里,一缕长发耷拉在额头上,正大段大段地向我朗诵他的不朽诗作。突如其来的混乱好像提醒人们地震就要开始,有人狂喊着奔回家抢救细软,有人奋不顾身地从楼上跳下来,大人找小孩,小孩找大人。一位夜班回来正洗着澡的年轻姑娘,赤身裸体冲上大街。
  这是世界末日来临时的混乱。救火车总算赶到,警笛声声,一阵比一阵紧张恐怖。电源已经被切断了,一片黑暗中,火光冲天,到处都是人,谁都想带路,谁都乱指挥。救火车很快陷于防震棚的汪洋大海动弹不得。
  “不,不——”惊慌失措的年轻诗人脸色在摇曳的烛光中突然变得庄严,死死按住我的肩膀,用近乎命令的口吻说,“让我把诗念完,让我念完。”
  外面,有人发疯地还在叫:“地震了,地震了!”
  没必要继续描写厕所燃烧时那股让人忍无可忍的恶臭。小说即将结束之际,没必要再倒胃口。《扬子晚报》今年6月24日有一篇让人发噱的报道:
  上海21日电 26岁的驾驶员王某,1年前因将汽油倒入便槽被处以治安拘留5天。昨天,静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蒋某诉王莱,要求赔偿19200余元的案件。
  去年6月26日中午,白茅岭驾驶员王某,在康定路某号的农场驻沪办保养车辆,将用过的汽油倒入男厕所便槽。半小时后,蒋某等三人进厕所解手,其中1人点燃香烟,使槽内的汽油猛地燃烧,结果,3人的臀部及下肢均被烧伤,其中最严重的烧伤面积达51%。事发后,鉴于王某的态度尚可,被公安局处以治安拘留5天。烧伤面积15%的蒋某在诉状中称:在烧伤后,引起肝腹水,并造成消化道大出血。
  无独有偶,隔了三天,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奇闻趣事》台历上,今年6月27日的背面也有一篇类似的小文章,标题是《蟑螂引起的灾难》:
  以色列有个妇女,一天在家发现了一只特大蟑螂,她先用手拍、脚踩,继而扔入马桶,惟恐它不死,又倒上杀虫剂。这时,她的文夫入盥洗室用厕,无意中将一枚燃着的烟蒂扔进了马桶,岂料引燃了杀虫剂,马桶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将丈夫下体严重烧伤。家人立即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在抬往急诊部时,担架工人得知病人被烧原因,笑得前仰后舍,致使担架倾翻,把这个严重烧伤的病人摔到地下,又意外地跌断了几根肋骨。
  最后我还是有头有尾地谈谈杨海龄。今年的初夏,完全出于偶然的原因,我有幸去一个海边城市旅行。由于另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上,遇到了已在这落户的杨海龄。
  我立刻想起了她在淮海路上尿湿裤子的情景。
  杨海龄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们一边走,一边随便地说笑。在她家门口,我们遇到了正准备外出的她丈夫,于是热烈地敷衍。杨海龄的丈夫是一位豪爽的海边汉子,连声向我致歉,一定要我在他家等到他回来。“好好好,你们好好聊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一会儿就回来。”杨海龄介绍我的来历,说我就是那位和她一起考大学的那个人。她丈夫听了大笑,说:“你就是当年那位借裤子给小杨的小伙子?”
  我怔了一怔,突然想明白了,忍不住笑起来。杨海龄也哈哈大笑。
  “咱们待会好好喝几杯,一定等我。”杨海龄的丈夫笑嘿嘿而去。
  我在杨海龄家待了一整天。这是个风景怡人的城市,站在杨海龄家的窗前,可以看见不远处蓝蓝的大海。海风一阵阵吹,树叶哗哗作响,我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心猿意马,一次又一次地走神。我仿佛置身于梦的感觉之中,看见海鸥正从大海上起飞,穿过窗外参天的大树,接二连三地从我面前掠过。
  “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神仙呆的地方?”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想反正我不打算回南京,于是就到这里。”
  “为什么不回南京?”
  “为什么要回南京?”
  我们不言而喻地对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1991年12月
  (选自《作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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