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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讲评]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浮生或作为底线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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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5 13:32: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青铜器 于 2018-5-15 13:39 编辑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浮生或作为底线的写作

项静


  “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这是《好人宋没用》后记中任晓雯的第一句话,也是这部小说的全部精简得当的人生事例和形式,一个普通女人在业已成型完整有序的历史时空中被断层一样发掘出来,一个人搅动一潭深水。小说聚焦1921到1995年间上海的生活空间——曾经出现在各种文学意识和装置中,现代文学以降,众多作家以各种方式塑造过它的形象,再现这个空间中的人物和生活,形成了各种固定形象和命名,在聚集和构造处理这一时空纪实和虚构的方式、修辞和意象。这是任何处理这一时空的文学所必须面对的潜在对话者,任何想要有所作为的叙事者都无法视而不见。任晓雯把一个在上海生活的普通女人和她的人生节点赋予了长篇小说的形式,以语言的重新锻造,从“她们”回到“她“的写作理念的反拨和回撤,以扎实细致的针脚去映衬一个普通人庸常漫散的一生。与当下写作中遍地的雄心以及并不对称的呈现效果相比,任晓雯收束和用力的每一步都在恰切的点上,她从细微之处扬尘,去撬动更多的写作对应物,看似简单的故事和精炼的形式所开启的是精微而复杂的文学空间和需要重新衡量的文学标准。
  一
  小说的开端定位在1923年的苏北,两岁的宋没用跟着凌乱的家庭,在大荒年里,被饥馑赶逐,从苏北阜宁摇着貿船,经由运河漂流而来,停在苏州河畔,起先住在船里,船身开裂而被迫上岸来,从此在上海立地生根。期间追溯过生命诞生之际的荒蛮、戾气、彪悍和粗犷,家庭的飘摇和人心的冷暖离散,一幅衰败凄清而又暗流涌动的画面。正是靠着生命的坚强韧性和无目的的活着豁出了一条明栈,一家人流落异地,最终穿越虚弱、饥饿、困厄、冷漠、灾难困厄,她在尘埃里向外生长、占有、繁衍、不由自主地以肉身去拓展物质和精神的空隙。越过漫长凡庸的时光,穿梭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人生寂寥的结尾,宋没用又回归到一个人,她进入一条黑色甬道,往事一帧一帧浮显,今生今世最微小的细节,最陌生的人物,在屏幕上了了可辨,此生度过的所有时间,都被收藏起来,悉数奉还于她,她领受到安全温暖,离弃遗憾,“七十四岁的宋没用,回到了最初之地。”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申明死亡给予讲故事的人以权威,使得整个故事得以方便地传达,给予郑重的审视和观察以契机,让我们再次去洞察某个人人生的形态,看到人生的起始与终结,他们的成长与犯错,停滞与漂浮。宋没用所经历的不同历史形态和历次社会运动,触及勾连的社会各个阶层,业已完成的漫长而风雨飘摇的一生,以死亡完结的形态是这部小说的全部质料和库存。这是面向过去的故事,也在仰仗把现在变成过去,虽然故事里是一直往前进,但整个故事已经是完整的了,我们依然能感受叙事者的小心翼翼,左右规避,好像天生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使得它区别于这部小说所刻意拉开距离的那些叙事所拥有的笃定和志气。它在尽力规划和开启一个艺术的时刻,对面有一个作为参照物的群像,避免被它们捕获,那些包藏雄心的粗疏和直截了当的史诗作品,包括作家本人写于九年前的《她们》,它们往往有一个可以看得到明晰的路径,比如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和一方风土人情。
  菲茨杰拉德说:“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小说这一文类的合法性有时候就是建立在对宏大历史的插入和拯救上,它拯救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私密时刻,被各种叙事所无能为力的细部和褶皱之处,浅藏着世俗的事例和事件,当然又绝不会也不应该止步于此。任晓雯的“浮生”系列短篇小说,以及《好人宋没用》在面对众生的现世时,都是一首安魂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叙事者以朴实健康的肌理去建设每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仿佛是在模仿创世的动作。“浮生”取其字面意思,或者避免社会学深度阐释模式,是这部小说或者任晓雯近期创作中所发明和描摹的一种人生存在形式。一个普通人如宋没用,又或者张忠心、袁跟弟,周彩凤、许志芳们,都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浮在潮起潮落的人间,浮在时代的热流中,没有办法建立起牢固的主体性,但他们都在完成自然的人生。任晓雯说,“《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一个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想我是塑造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身上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在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明白。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的光芒。”人的一生是各种事件的集合,其中某一个事件或者最后一件事可能改变集合的意义。确立了时间的尽头(叙事的时间)以后,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加以描述就变得顺理成章,并且生出自然人生并不具备的意味和仪式感。
  二
  《好人宋没用》的写作方式、叙事语调和语言考究脱胎于“浮生”系列短篇,宋没用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都可以在那些短篇里找到来源,他们浸润于江浙一代的生活气息,来自于同一个时代光谱,他们共享百年历史中的战乱、饥饿和种种社会动荡,他们匍匐在社会较低阶层的基座上,勤劳善良,怯懦精明,悲欢坚忍,家庭的悲喜剧,时代的正剧和闹剧,无一遗漏地冲刷着他们的头面,他们迎接着一切的人世风景,把生存这个根本性事业坐实得密不透风,甚至生发出一种英雄的气概,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人生都具备了史诗的品质。浮生系列中以2000字左右篇幅去描述一个人的一生,那种简约和壮阔,需要一个具体事件甚至一句话集中的力量,来收束和完成,而奇异和荒诞也需要时代、空间给予的冲突,把个人的故事代入不由自主的的洪流中去。这是短篇制作可能带来的震惊和戏剧效果。
  福楼拜曾经向屠格涅夫讲述《布瓦尔与佩库歇》的创作计划,屠格涅夫强烈建议他从简、从短处处理这一题材。这是来自一位年老和成功前辈大师的完美意见。因为一个故事只有在很短的叙述形式下,才可能保持它的喜剧性效果;长度会使它单调而令人厌倦,甚至完全荒谬。但福楼拜坚持己见;他向屠格涅夫解释:“假如我简短地、以简洁而轻盈的方式去处理(这一题材),那就会是一个或多或少具有些精神性的奇异故事,但没有意义,没有逼真性,而假如我赋予它许多细节,加以发挥,我就会给人一种感觉,看上去相信这个故事,就可以做成一件严肃、甚至可怕的东西。”
  任晓雯以长篇的方式去结构《好人宋没用》,应该是预设了对逼真性和严肃性的追求的。在克制了大历史和地方叙事的诱惑之后,把一个“没用”之人的所经历的人生足迹和内在风景呈现出来,它所带来的是生存的严肃性和密度之美。
  从出生之时的多余没用开始,宋没用的一生就是反复的离散。幼年时期因为饥饿和贫穷从苏北进入上海,一家人用着全部力气和破釜沉舟的彪悍,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家,但是这个家在疾病瘟疫、时代漩涡所早就的丛林法则中顷刻就散了架;宋没用以一个年轻肯吃的女人的天然优势和无家可归可怜人的弱势被开老虎灶的杨家收留,开启新工作新生活,“眼下是最好的时光,有居,有食,有电灯,有干净水。都是白白得到的。她本应该沦为垃圾瘪三,也每天睡在马路上。老天爷待她好,杨赵氏待她好。她还年轻,前头有着大把的好日子,等她使劲去活呢。”宋没用后来成为老虎灶的女人,嫁给杨仁道,生了四个孩子。接着杨仁道被告发是共产党,家院被收留的亲戚占据,宋没用拖着一家人再次无家可归;靠着求生和攀牢的决心,住进入资本家余宪平和善太太倪路得家,度过了一段祥和安稳的生活,在接连而来的革命高潮中,余家陷落,改天换地,住进了造反积极分子,与此同时,儿女们长大成人,滋生出分离和隔阂,成长的烦恼,革命与落后的龃龉。利益与情感的旧债,在接下来的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再次需要去偿还,儿女们四散而去,人到晚年意识模糊的宋没用,完全成了一个无用的人,被安排到一个大房子里与保姆为伴,漫长的人生戏剧终于落幕。
  宋没用占据了作者为她创造的所有空间和舞台,童年的战乱与亲情,成年后的结婚生子的家庭拉锯,中年的革命高潮与邻里关系,晚年的家庭肥皂剧,一系列事件的堆积,由宋没用所牵涉到的他人的故事,纷纷扰扰张扬开去,他们有的独立成舟像杨家在上海落地生根的故事,善太太娘家的前尘往事,有的继续牵住宋没用的衣角,比如儿女们的后续故事,有的藕断丝连,比如爱慕过宋没用的老金和善太太一家。相对于这些人生故事,宋没用就像一张大网撒向大海(他们),他们成为宋没用的组成部分,短暂的愉悦、缠绕的困难和障碍的克服,反复的离散和新的成长。事件一刻不停发生在紧凑的时间和空间里,在人生的辐轴上堆积的满满当当。
  《好人宋没用》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大概算是倪路得(善太太)与宋没用一家的相遇,走投无路的一家老小,被大宅院里的富太太出自善心和隐藏的私心,一起收留进家。彼此之间开始了解试探、共同生活,走向不可逆转的命运,一环扣一环。密度之美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在这种时间跨度较大的日常生活史诗中,推动故事进展、保留悬念的必要性要求一种情节的高密度,而小说家要保持生活非诗性一面的所有逼真性,必须对抗高密度的戏剧化。但漫长历史场景中的事件那么丰富,那么多的巧合和内在的勾连,遵从文学和历史的惯性,必然会失去它逼真性的一面。
  另一个问题,任晓雯在小说的附注中说,本书所有历史细节都已经过本人考证,也即表明所有细节都是公共的细节,所依据和参考的历史著述和口述历史,保证了生活的真实性和它的公共性。大众化的历史故事背后对于革命的历史,也采取了浮泛的形式,“叙事者”跟宋没用几乎采用了同一视线,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期待太容易消散在这个漫长、曲折摇荡的人生长河里,变成一份精心绘制的历史流水清单。将不同的历史时代放置在同一个严整有序的小说形式中,等同于抹平很多差异。艺术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它获得某种形式,就再也不去寻找从未说过的东西,而是乖乖地为集体生活服务,它会使重复变得美丽,帮助个体祥和地、快乐地混入生命的一致性中。
  普通的叙述变成小说的节点是,在故事之外,它又朝着四周扩展着的世界敞开了每一扇窗户,因此在一个简单的人生“故事”之外,我们看到了插叙、描写、观察、思考。作者也开始面对一种十分复杂异质的材料,作家就是一个建筑师,必须打上一种形式的印记。“浮生”是任晓雯短篇小说的名字,浮生又是一个形式,拒绝跟历史任意随便轻简的调情,以一种有距离的语言和眼光再现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具体处境。“浮生”又是任晓雯借以深入历史处境的灵魂的知识,一种抓住这一历史处境的人性内容的知识。作家在对具体人生的严肃观察和历史故事的重新排列组合中,萃取出了新的艺术上的差异性。
  拯救和承接如上问题的是形式意义上的语言,任晓雯用具有整体风格的语言写了一部38万字的长篇。比如小说里写毛头的一小段,“时快时慢,游游荡荡,不觉到了老虎灶,定在马路对面。他想起烟熏火燎的旧日子。幼年毛头不喜欢宋没用买的玩具,也不爱和小伙伴们玩。忙完大人交代的家务后,便蜷在茶堂角落里,摆弄一只杌子。伸脚插至横漲下,把杌子挑翻过去。另一只脚将它挑回原位。再双脚一夹,让杌子腾空起来。玩到大腿酸麻了,便笼起手来,跟个小老头似的,觑着这个与己无关的世界。”迎面而来的是明清小说的古典意韵,半文半白,陌生化的词语和名称,减缩的最少的抒情语言,触目即是所见所得所闻。叙事者最大的存在感就是语言上的独特性和统一性,在上海话、苏北话、普通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杂糅,以简短的句子、有古典意韵的词句、古朴的口语,制造了一段与现在的距离,它封锁和深化了已经被过分历史形象化的生活。
  小说的自完成之日起就矗立在那里,就像我们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具有自成一体能力的坚实世界。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有着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其中所有的一切,每个旧有的单词,每一个短小的句子,断句的方式,人物所使用的谚语和脏话,都被打上拒绝遗忘的标志,而且这一段时空与人生就是被如此构思出来的。
  三
  我们习惯上把一部作品放入两种基本的环境中:或者是它所属的民族、地域的历史,或者是超越于地域、民族之上的艺术的历史。面对着卷帙浩繁不断被繁殖出来的当代文学作品,常常滋生厌倦和困惑的情绪,我们为什么写作,以及如何评判写作,包括也要时时检讨评判标准以及是否缺乏辨识杰作的眼睛。米兰·昆德拉提醒我们,每个作家都应该清除一切次要的东西,为自己也为别人,崇尚本质性原则。可能在辨识作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理顺或者粗略了解了当代小说发展的历史之后,多少能够理解并达成一个好小说的共识:一是这部小说所照明的、在此之前存在中不为人知的方面;二是它所找到的形式上的新颖性。
  在19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带给我们符合如是两个标准的作品了。在现实的境遇中,面对众多的长篇巨制,推崇一种铸就底线的写作变得更为重要。即使面对被媒体和语言充分公共化了的历史和现实,它所张扬的生活本身的动力和精神,克制简约的叙事的语调,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都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之上。近期所看到的陈彦的《装台》、傅星的《怪鸟》等作品,他们都在一种写作底线之上,以细节和情感,扎实地接近某种真实,甚至放弃了解释历史和现实的理念。但在这一切背后似乎又具有一种美学规划,它们在回到一种写作传统比如福楼拜,搁置不切实际的写作雄心。在这个意义上,任晓雯《好人宋没用》是一部质实的小说,铸就了坚实的写作底线,并把语言从陈述和描写上升为形式本身,只有用一连串的字句和意象,才能对读者和小说艺术作出适当的提示。
  《好人宋没用》是一个混合体的芳香,普通劳动者借由深度描写所折射出来的神性的光彩,大历史宏阔前行途中遗漏的私密时刻,熟悉的历史事实侵入虚构后被精致的语言蓬松出来的新质地,以及抵御一种艺术观点离开之后尚存的余温,旧有轮廓若即若离的光晕,是存在本身的偶然与艺术必然的遭遇,这就是亨利·詹姆斯在批评托尔斯泰时所主张的另一种长篇小说的样子,“绝对精巧构思的艺术”。这种写作固然也有它的问题,但创造需要建立在这种写作之上,方才可能。

  项静,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出版评论集《肚腹中的旅行者》《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
  本文摘自《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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