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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讲评] 极致而复杂的现实寓言——评李佩甫小说《杏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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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9 21:31: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极致而复杂的现实寓言
——评李佩甫小说《杏的眼》


深海


  无论是《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城的灯》中的刘汉香,还是最新发表的《杏的眼》中的祁小元,李佩甫的小说中总有一个被他刻画到极致令人难忘的人物。呼天成对于呼家堡的控制,小说结尾处那振聋发聩的狗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刘汉香的善良、忠贞、奉献,对传统信念至死不渝的坚守,树起了一个地母般的形象;而祁小元,这个从部队转业回来成为交通协警的村人眼中的“傲造”,即使站在最偏僻车辆最少的交通路口,即使是瓢泼大雨风雪漫天,他都站得笔直,向每一辆经过岗亭的车送上一个标致而完整的敬礼。他的“傲造”,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雨雪之中接受过他两次“敬礼”的市委书记的青睐,使他成为了正式编制的交通警察,而他在城市中心点的岗位上站成了那个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又因勇斗酒驾司机迅速升职为交管所的副所长。在这个不起眼的新的岗位上,依然“傲造”的他万万想不到,就是手中那一点点微小的权力,竟然让他成为了整个“傅夏祁”村的大恩人,改变了整个村庄的命运。可是最后,东窗事发,祁小元锒铛入狱,出狱后,不知所踪。

  “傲造”的含义是特异,是格色,是不妥协、不苟且的鲜明个性。可是“傅夏祁”村的两个“傲造”人物:祁小元和夏保生,事实上都“消失”了。只是二人消失的方式颇为不同。即便是在接受审查时,祁小元依然保持了“傲造”的本色,他“拒绝解释和被解释”——想到那么多人因他的“恩惠”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消失于人海的祁小元,更像是一个自我退守的孤独者。夏保生则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成了老板,拥有了城市人的身份,他保住了“生活”却失去了一个“傲造”的灵魂,他的“消失”更为彻底。

  小说中有一段特别讲到傅夏祁村人的“活路”。活着,活得更好,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本能。可是,他们的“活法”与祁小元的“活法”却是截然不同的。祁小元的严以律己讲原则不徇私不枉法,近乎绝情;而村人们却是为了“活路”罔顾其他。如果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在微小的权力与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之间,必然会出现小说中那个“一手托两家”的王宽。这个有“先天缺陷”的人,以无比谦卑的态度和无比坚韧的钻营精神,从交管所的祁小元那里,源源不断地向在外省开出租公司的夏保生输送利益。仅靠着祁小元写过的一张纸条,他模仿祁小元的笔迹并私刻公章,又买通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为全村数百人以及王宽自己开设的驾校里的一千多人,违规办理了驾照。这样一个“扭曲的嫁接者”,不仅富有了,还成为了“县政协委员”,事发之后,又因揭发有功,很快被放了出来。李佩甫在他的《生命册》这本书中,也刻画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先天缺陷”的人骆国栋。跟“股神”骆国栋相比,王宽的“事业”虽然要小得多,可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私和卑劣却是如出一辙。这里的“先天缺陷”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物的生理特征,更指向精神层面的缺损,以及制度和文化的基因缺陷。

  与祁小元等人的命运缠绕始终的一条线,是傅夏祁村的那棵“神树”“十里香”。夏保生这个“傲造”带领全村人致了富,村人认为都是因为夏家有“神树”护佑。守护“神树”果实的夏家奶奶死后,这里就成了村人“祭拜祈福”的地方。一面是突围、进城、致富,一面却是朴素信仰的愚昧倒退。富裕,并没有使传统乡村文明真正被现代性染色,甚至,在失衡的发展模式的裹挟和挤压之下,在物质与精神反向行走的撕裂中,传统文明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畸变。这种畸变的形态,同样出现在祁小元去“杭城”开会期间被夏保生接待的场景里。夏保生包下了“西湖春天”整个二楼,“十二桌”人轮番来向祁小元敬酒谢恩,第二天一早一百多辆车一百多号人又列队鸣笛敬礼,夹道为他送行。那情景让人想起梁山泊,想起聚义厅。那极致的古老而悲壮的仪式,令祁小元“不安、感动”,在我,却是体味出一种锥心之痛。酒席上,众人合唱的那首“我们是钉……水泥钉”,更是让人对这样一群生活于文明都市、生命力强韧却依旧观念陈腐精神匮乏的人,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愫。透过王宽和夏保生的“扭曲嫁接”模式,他们的生活境况改变了,他们可以不断复制这种“新的活路”,繁衍不息,迅速壮大,可是他们并没有“被更新”。他们或许摆脱了贫困成为了更富有的人,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更好的人”。

  李佩甫的多篇小说都曾出现过类似“神树”的意象,使他的作品架构在了一个更高的“神性”的精神维度上。“神性”的仁慈“不是通过扩增来显示,而是通过创造来显示”。创造才意味着“更新”,意味着“被造物”拥有了“进入新的阶段的能力”。伴随着新生活而来的,应该还有人、制度、文化的生长与更新,否则,被王宽和夏保生联手输送出去的村人,如果没有了这种“活路”他们又将如何?可想而知,只能等待另一次“扭曲的嫁接”。而这种循环往复,恰是催生各种腐败的生生不息的土壤。

  整个傅夏祁村人命运的改变,是以祁小元的彻底“牺牲”为代价的。一个小小的个体“单元”的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却折射出变革时代特有的复杂性以及突围与丧失、逃离与返回的悖论和隐忧。几十年的经济大发展,成就与获得随处可见,目标毋庸置疑,趋势不可阻挡。李佩甫却像一个时代的拾荒者,深怀悲悯和忧虑地关切着这一过程中的“消失”——《羊的门》中被呼天成灭掉的狗、《城的灯》中死去的刘汉香、《杏的眼》中不知所踪的祁小元。与他们的“消失”相伴随的,是真诚、善良、独立等等这些重要的珍贵的精神特质的日益稀释。这种关切恰是文学的力量,它不逃避现实,而是激活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曾经、正在和即将面临的一切,警惕固有文明基石的崩坏,警惕连接与返回的阻断,警惕“新”与“旧”之间,或将出现的无法弥补的断裂与鸿沟。

  夏家奶奶每年都会把“神树”顶端两颗最黄最甜的杏子留给鸟儿啄食,那是向天“献祭”,以期来年。它们可视为祁小元和夏保生这两个“傲造”的象征。祁、夏同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祭品。可他们的“消失”,难以预示一个更好时代的来临。富裕起来的有了很多新房子的傅夏祁村,却几乎变成一座“空村”,“下雪天,连麻雀都很寂寞”。“神树”犹在,却已不再结果。它被烟熏黑的挂满“红布条”的枝干,更像是一个冷峻而严肃的寓言。

      摘自: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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