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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讲评] 历经生死的心灵叩问——论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作者:袁恒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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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5 20:50: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历经生死的心灵叩问
——论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
袁恒雷


  
  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是其八年心血之作,自出版以来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乃至读者的好评如潮。对于熟悉麦家的读者而言,其享誉海内外是因为发表了《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其中《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英文版被收入英国“企鹅经典”文库。对于华语作家来说,这两项都可以说是顶级荣誉。相当长时间内,麦家的书在海内外销售与知名度都是顶级的,他被广大读者赞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中国的丹·布朗”。因而,一位备受关注的作者,历经多年打磨出的心血之作自然引得人们要给予充分读评。而当人们读完这本小说以后,发现麦家并没有延续之前那五本长篇的谍战类型,而是回归故乡,回归心灵,即便同样塑造出了一位超级英雄,也让其历经多重生死后回归平凡生活。但通读这篇小说我们看到,这种关乎心灵批判的作品带来的震撼显然是持续性的,而我们更应该看到,人生茫茫如海,阅尽千帆后,回归平淡生活才是生命的本真。


  一、超级英雄在时代背景下的兴衰

  在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中,英雄塑造始终是屡试不爽的手法。《人生海海》的主人公绰号“上校”的蒋正南同样是一位大英雄,他的形象几乎集合了所有男性英雄应该具备的因素:魁伟的身材、俊朗的面容、传奇的经历、顶级的外科医术、神准的枪法……甚至因为作者没有明确说出的原因伤到了下体,因为缝合手术后导致其又具有了超强的性能力——而这并不是故意设置的猎奇手法,恰恰是因为他迥异于常人的这个特点,导致他被敌方与他有染的女人刻下他一生的隐秘耻辱——一行文上去的恶毒字迹,而恰恰这成为本书非常重要的线索,随着秘密地逐渐解开而不断推动小说的发展。
  蒋正南的所有故事都是通过“我”来展开的,文中的“我”是蒋正南发小的儿子,出场的时候是个十岁左右的孩童,除了蒋正南年轻时候的经历外,“我”几乎都是完全在场的,即便蒋正南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因为从小就听闻爷爷、老保长、父亲等一众乡亲的讲述,从而还原了蒋正南早年的经历,所以“我”堪作主人公的镜子,正是通过“我”的视角,小说全方位地梳理出了主人公的成长史,展现了这样一位超级英雄在不同年代、不同人群中的兴衰起伏。蒋正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回到老家的村子生活,可是他和这里的人们又是不同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不娶妻,只和老母过日子,不耕作,可是家里总有好吃的,“我”和父亲偶尔去打牙祭,所以在“我”的最初印象里,蒋正南就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如此特异的生活状态自然引得人们种种质疑猜测,特别是人们对其有不敬的称呼——“太监”,因为村里盛传他因为睡了师长女人被逼自宫,另一个版本是因为被鬼子的大刀刺中裆部,反正最后的结局是导致他没有了下体,而获得了这么个称号,以至于人们都不尊敬他,“我”爷爷甚至因此而对他讨厌,干涉他和父亲的交友,认为他晦气,断子绝孙的……恰如欲扬先抑的手法一样,最初出场的蒋正南在村子里是很不受待见的,这就如同那些所有英雄成长的经历一样,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唯有愈加磨砺才能锻造他们的坚强性格与愈挫愈勇的可贵品质。
  那么,这位蒋正南的经历到底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他的人物原型,据麦家自己说,他十一岁那年,他和他同学在生产队劳动,他远远地看到一个挑粪的老人。身边一个稍大点的同学说,别看他现在这样,他以前可是上过朝鲜战场的,打仗的时候……男人最重要的地方受了伤。这个人便一直生活在了麦家的脑海里,像个种子,种在了他的心里。经过多年酝酿生长,终于长成了“上校”蒋正南这样一位传奇英雄人物形象。通读整本书,我们当然知道本书就是讲述这位英雄的人生经历的故事,也许有很多地方和麦家当年遇到的那位老人很相似,但无论如何,这种英雄都是令人尊敬的。
  蒋正南早年投身行伍,他几乎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所有重要战争:他最初是打红军的,然后参加抗日,经历过国共内战,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战争经历,自然源于他有着过人之处,入伍不久就凭借着过人的才智胆识练就了精准的枪法和高超的外科手术技术,以至于他救过国共高级指挥官,在朝鲜战场更是救人无数。而最传奇乃至给他带来一生命运起伏跌宕的是其作为特工抗日救国时期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由老保长讲述的,在笔者看来,这是全书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这自然可以理解,麦家发挥了他谍战小说的老本行,驾驭此类题材真的是轻车熟路,这里的蒋正南表现出的形象和能力,和读者熟悉的《暗算》中的黄依依与瞎子阿炳、《解密》中的容金珍、《风声》中的李宁玉等等颇为相似,人物神秘而能力强大,并且这些故事是通过老保长有板有眼一一讲述出来的,我们通过他详实的描述一同回到了上海滩那段腥风血雨却又荡气回肠的抗战岁月。蒋正南因为救了戴笠的亲信——一位年轻貌美又能力超群的女特务母子的性命而彼此相识,这位女特务发现蒋正南聪明能干又会医术,便把他安排在上海潜伏,以开诊所名义实行特务之实。很快,他得到情报,接触上了一位女汉奸给日本人暗开的妓院,因为他出手阔绰及那方面的奇特,导致他迅速引起这里人们的众星捧月,同时,女汉奸又把他介绍给了日本那些战死丈夫们的“女鬼佬”,于是,为了更深入打入敌人内部,他不得已成为了众位女鬼佬的“常客”,乃至被女鬼佬垄断占为己用,在他的身体隐秘部位刻上类似“禁止太监跟中国人上床”的字,最后直至被一个极有背景的投靠日本高层的女汉奸当作玩物包养软禁,这个女汉奸为了防止蒋正南的揭发,设下了一个毒计——“太监肚皮上本是被那些女鬼佬绣过字的,上面是一行大字,下面是一个箭头,箭头两边正好有个空心,她就在空心处添上自己名字,拍好照,照片锁在保险柜里。这样你杀她也没毬用场,照片是证据,他们相好过,你太监×她又杀她,外人多半会想这是情场上的屁事,不会是国家大事。”[1]到此,终于梳理出来蒋正南一生的隐秘耻辱是如何产生的了,乃至后来拒绝彼此深爱的林医生的求爱、在文革中被清算、在故乡被歧视误解多年,他都忍辱负重地前行,这是他一生不愿意揭开的伤疤,当然,也是这部小说最大的推动力。无数次,人们几乎就要揭开这个秘密了,但是作者马上运用各种原因荡开这个秘密——仿佛这是对蒋正南本能的尊重、是这个最为隐私的强大自卫能力,秘密一直没有以完整的面貌示人,诸如小瞎子、老保长等等也只是看到非常模糊的情状,即便老保长等知道了真相,但他们依然不愿说,甚至愿意用生命守护。
  同时,蒋正南当特工锄奸杀敌自然是报效国家,自然是大英雄。如前所述,他给国共两党上至高官下至普通战士,运用高超的外科技术及大无畏的无私奉献精神,救人无数。而且麦家为了让他如虎添翼,给他配备了一套金质手术工具——那是他救了权贵后,得到的一箱金子作为回报,本来他拿回老家孝敬老母,但老母吃斋念佛,金银反而在老母看来会带来灾祸,于是,蒋正南找到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套救死扶伤的手术工具——无数人经他的妙手死里逃生,“金一刀”的赫赫威名传遍四方。特别是小说的后半部分,蒋正南的爱人林医生出场后对他的细致周密的讲述,让读者更加完满地了解了蒋正南诸多的生活细节。并且,许多前文设下的伏笔悬念,也在林医生的一一讲述中得到了答案,故事的完满性与读者的心理安慰得到同时填补,布局的匠心与情节的铺陈时时令人想要拍案叫绝。
  引申一点来谈,麦家运用众多人物来讲述主人公故事的这种技巧,在笔者熟悉的小说里,使用得非常好的是威尔基·柯林斯的名著《月亮宝石》和金庸名著《雪山飞狐》。这种讲述方法的优点是——众多人物的视角不同、身份各异,从不同侧面解读与拼凑主人公,通过爷爷、老保长、父亲、林医生等诸多出场人物,风格各异又或详细或简略地阐释出蒋正南的人生故事。同时,他们的陈述绝不是漫无边际的,是很节制留有悬念的:比如前文提到的老保长讲述上校早年经历那段,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因为老保长的鲜明个性特点——讲话下流离不开女人乃至脏字,所以讲到蒋正南风流韵事时候爷爷各种叫他打住,被打断思路后,老保长也没了讲述的兴趣——让他换掉讲述风格他当然讲得不痛快,而这种个性鲜明的讲述也丰富了小说文本。如同莫言评述本书时说道:“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上校、爷爷、父亲、老保长、小瞎子等,各有自己的声口,各有自己的秉性,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情做什么事,性格鲜明,情理自洽。”[2]再者,这种讲述方式都是这些人物陈述的自己亲眼所见带来的亲身感受,如此,全知叙事让位给了限制叙事,既显得真实可信,又留下了足够的留白、疑问、悬念、线索,草灰蛇引绵延千里,一直钓着读者的胃口读下去——不忍卒读又欲罢不能,以至于一些急于知道结果的读者一个通宵读完,这便是悬念铺陈的巨大魅力。
  蒋正南的早年身份经历在林医生的讲述中得到完整阐释,如前所述,他因为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是军队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林医生和他的故事又是那么令人唏嘘不已,二者本是亲密战友,一同救死扶伤,出生入死,在一次去前线救伤员的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司机当场身亡,而林医生也翻车导致处女膜破裂。在那个女子贞洁比生命都要宝贵的年代,这比杀了她还令她难过,而且,她已经暗恋他多年,早有心和他生死在一起,就对他进行了动人的表白。他当然是有触动的,但他无法接受她,仍然是因为这个隐秘的耻辱。到后来,二人相爱相杀的故事才是令人更加哀叹的地方,在暗黑的战地医院,她被人三次奸污了,最初林医生一直以为是上校做的,可是上校从未做过这个龌龊事,蒙在鼓里的她因为回国后仍然被他一再拒绝,而恼羞成怒失去理智,被一位和蒋正南竞聘升级的主任利用当成枪使了——她写举报信揭发上校奸污了他,本来正在南京进修的蒋正南无论此事真实与否都成了被调查的人,二人双双被军队或主动或被动地开除了,一对本来令无数人羡慕前途一片大好的军旅夫妇却以最为悲情的方式结束了早年的浪漫恩爱旅程。
  于是,蒋正南带着他一直伺候的猫回到了故里,面对故乡的一切,乃至文革的生死批判,直至被一帮狂徒逼疯,心智回到五六岁的孩童,怕见生人,但晚年因为心智的专一又成了绘画高手、养蚕高手。林医生去上海漂泊,几年后进入医院谋生,直至被诬告进入安徽监狱,却因祸得福地躲过文革浩劫,否则以她极为刚烈的性格,她如果遭遇蒋正南那些侮辱,她很可能不仅仅是逼疯,而是选择自尽。二者的早年当然都是悲情的,林医生的全家因为日本侵略而死,家破人亡,只剩下她一个,本来遇到蒋正南是他的真命天子,却在早年二人悲情收场。好在人生海海,命运在晚年给予他们了眷顾,在得知蒋正南被逼疯后,她来到他们母子身边,给婆婆养老送终,对上校呵护备至。而且,因为她的菩萨心肠,为上校一家在当地赢得了美名。当然,蒋正南本来在当地就是一位菩萨——但由于复杂的个人历史,乡民往往对他是怀疑敬而远之的。可是无数次,乡民们根本离不开他,或者说对他心里是尊敬崇拜的,比如说他运用灌肠技术救了“我”小爷爷的命,而且给小爷爷买了全新的耶稣像,让不信佛信耶稣的小爷爷直拜蒋正南就是活耶稣,顶礼膜拜。再比如,在老保长早年玩世不恭,玩赌博、养姘头,活脱一个旧社会的恶势力头目形象,但对他进行全方位改造的还是上校蒋正南。也就是说,蒋正南对故乡多年的影响,都是正能量的影响,乡民们虽然因为他经历的复杂对他有猜忌甚至鄙视,可是在心里早已认可了他,把他奉为家乡的荣耀。并且,通过爷爷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举报蒋正南给公安局,从而导致爷爷被无数乡邻唾弃的一事,直接证明了蒋正南在故乡地位之高,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林医生为婆婆送终的哭丧震动整个乡里,让无数老人羡煞不已,他们临终时都盼望着自己的子孙中能有这样的送终者,不枉来世一遭。而且,命运最终也算是垂青了蒋氏夫妇,他们相依相偎的情形一次次地感动了“我”,他们没有同年生,却选择在同一天归去,小说的张力在“我”的见证下,一次次得以伸展。
  由此,上校蒋正南的传奇与平凡经历得到了全面的铺陈,他的早年经历是极具传奇性的,但就像还掉早年的厄运一样,被逼疯后的他生活却又是安稳的。我们唏嘘不已在于,他被逼疯后,他已经不认得林医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早年所有的记忆。林医生之所以痛悔不已,是因为她早年错怪了自己的丈夫——他痛苦的隐私经历他真的不愿意示人,更不想耽误她的幸福,而林医生直至和他结婚同房后,发现早年在战地医院摸黑和她行房的的确不是蒋正南,那是只有女人用过后才能做出的比较。由此,二者之间的恩怨才得以全面开解。小说如此设置悬念,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被激荡心灵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这也便是麦家打磨多年的功力所在,平铺直叙永远不会给人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惊喜感。那么,即便他们晚年是平平淡淡的,但于他们又何其安稳幸福,超级英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历经起伏跌宕后,回归了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于其是最好的安排了。

  二、幽微心灵深处的人性批判

  《人生海海》强大的叙事功力依然秉持着麦家的小说特色,而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关乎心灵、关乎人性的反思批判一直激荡着读者的身心。比如在小说开场时,关于上校蒋正南的简单又复杂的生活状态就构成了悬念,人们对其的尊重与鄙视又是多重的。并且,随着讲述的展开,如此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在特殊的时期,居然要遭受众人的喊口号式的批斗游行,乃至被小瞎子之流的偷窥与审讯,也就是说,大英雄遭受虐待,小流氓称王称霸,如此强烈的对比瞬间构成巨大反讽,对人性的批判力度也是愈加增强。并且麦家在谈及本书的创作时公开表示:他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他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无疑,他的尝试是成功的。
  在笔者的阅读印记里,构成心灵深处的强烈人性批判的小说家首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俄国文学批判人性的典型代表,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其《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名篇直指人心的力量依然激荡着人类。陀氏在1875年为《少年》准备的序言中对此宣称:“我因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美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需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3]对比麦家来说,进入心灵深处进行人性批判、解锁人性密码,比起他那些谍战小说运用数学方法来破解密码,无疑难度只会大不会小。我们回到本书内部来看看,这些人物角色在推动故事的过程中,本身就在进行人性的反思批判,相当长的时候甚至是心灵的煎熬,而且要想尽各种办法来解脱这种煎熬。首先看主人公蒋正南,如前所述,他本是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但回到故土后不仅没有受到英雄的礼遇,反而乡邻们对他们母子不冷不热地排斥着,他成了一个故乡的外乡人,独在故乡为异客,乡亲们对他以非常不礼貌的“太监”称呼他,无论是当面也好背地也罢,这便构成了强大的场来压着他,这是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若不是蒋正南早已看透生死,早已见惯了各种大场面大人物,他早就要么得了抑郁症,要么落荒而逃了。还有他早年抗日救国时,明明他的目的是要除掉那些汉奸与日本鬼佬乃至女鬼佬,但为了深入敌人内部,他不得已要牺牲身心,乃至被敌方各种蹂躏,“鬼子打到家门口,男人就该上战场,上战场死了,一白遮百丑,千错万错都可以原谅;要上了女鬼佬的床,鬼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千秋万代都可能要遭后代吐口水骂的。”[4]也就是说,蒋正南虽说知道这次打入敌人内部也是抗敌救国,但很可能会遭受一辈子的骂名,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无疑,他当时的心灵斗争也会极其激烈,并且,也恰恰是因为这次深入敌部,导致他的人生命运刻下了永久的耻辱。以致后来我们看到,如果只是背地对他骂骂“太监”,他几乎全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可是当面对他骂,就是触动了他的痛处一样,被骂急了的时候,他会以小瞎子这样的败类为出气筒,但是也只是往他嘴里塞泥巴泄愤而已,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有礼有节的。乃至到了文革时期,遭受各种侮辱批判,在没有碰触到他底线伤疤的时候,他也是以超人的力量各种隐忍下来。其间他心灵进行的抗拒能量该是何其之大,也就是说,故乡的人们对其伤害的力度越大,越能展现这位主人公人格的完满、人性的光辉,进而对一个时代、一众丑陋的人们的批判力度就越大。
  再以“我”一家为例。因为父亲和蒋正南走得非常近,二者处得几乎成了异姓兄弟一样。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铁关系,也让当地人给这对好友带来了非议。上校不娶妻,却和父亲走得这样近,几乎形同同性恋。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小瞎子造谣蒋正南是鸡奸犯时,给“我”家带来异常压抑的难堪,逼得爷爷几乎差点郁闷而死。当老保长过来力证小瞎子的确是写大字报造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和上校在上海滩发生的故事,讲给“我”一家听,从而解开爷爷的心结。首先,老保长也是在一番激烈心理斗争后才讲的,他本来和蒋正南有约定,不能讲述他们一起在上海发生的故事,但他也受不了大家诬陷蒋正南是鸡奸犯;再者,爷爷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卧床不起——得了心病,活了一辈子居然遭受如此辱没家门的不幸,因而要想尽一切办法洗脱这个污垢谣言。老保长通过来“我”家,和“我”家爷爷、父亲和“我”的回访老保长,了解了蒋正南的大部分青年时期的故事,当然也直接印证了蒋正南是正常的人。本来,如前所述,老保长和蒋正南是有契约不能对外人讲的,这等于老保长要冲破重重禁忌来为蒋正南正名,这对老保长心灵的审视和他自身良知的突破是明显的。同时,反观爷爷本身,他活着一生是以智者的形象为人熟知,与老保长形成鲜明对比,老保长说话下流脏字连篇,而爷爷却是各种爱讲大道理,在乡里可以说是很有身份说话算数的,为了家族颜面几乎拼尽所有心力——特别是当谣言中伤这个家时,爷爷一病不起,差点丢掉性命,多亏老保长及时仗义相救,解开了他的心结。可是,最后为了彻底挽回家族荣耀,洗脱儿子是鸡奸犯的恶名,他甚至不惜偷偷派遣女儿一家跟踪儿子寻访蒋正南潜藏的地点,和公安局人员做交易——让公安局出公示告知全体乡邻蒋正南是正常人,而他把蒋正南告发了。本来以为天衣无缝,却被这名公安人员酒后失言说出去了,也由此,导致爷爷和父亲决裂、爷爷被所有乡邻唾弃,乃至“我”被逼得背井离乡,远赴海外,多年后回来发现家里真可谓是家破人亡——爷爷在送走“我”没几天上吊自尽、母亲、二哥、二嫂都死了,大哥到秦坞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但在荣辱面前,丢尽了脸面。长兄如父,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相让,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形同卖国求荣、卖淫求生。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来讨饶,趴下来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5]到了这个时候,“罪与罚”的心灵批判让这个家族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极为巨大的了,爷爷当然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本来是想要洗脱家族的耻辱,却未曾想到自己的昏招导致整个家族蒙受巨大灾难。家门的种种不幸让父亲觉得老屋有鬼,多年来和“我”不通音信,回家后也不让进祖屋而去上校家过夜等等,但都是为了保护“我”。
  那么,本书里最为黑暗的角色,也就是反面角色自然要数小瞎子父子俩了,在审判上校时候出现的胡司令、矮脚虎、野路子、肉钳子、“我”表哥等等一众大小红卫兵,这些跳梁小丑固然对蒋正南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审讯侮辱,但通观全书,真正构成持续性巨大伤害性的反面角色自然还是唯小瞎子莫属。当然,拿林医生当枪使、和蒋正南有竞争关系的内科主任显然也是居心叵测的小人,书中虽留下悬念,没有直接说清趁黑夜奸污林医生的人具体是谁,但按照林医生的自述,如此隐秘的事情本来只有蒋正南和林医生二者所知,却被别有用心的内科主任利用,告诉了她,说因为蒋正南在外面讲,她把身子给了他,可他怀疑她同时也给了别人,所以跟她绝交,这个内科主任当然破坏力也极其巨大,这种子虚乌有的传言直接导致蒋正南林医生夫妇前途被毁,一对璧人成了仇人。但因为这个主任的出场只有一次,蒋正南夫妇固然不能在军队发展,但他们退伍后一样可以过活,因而他们的生活地点不过是转移了而已。反而依然是这个小瞎子,从一出场就和上校乃至“我”全家各种作对,以至于使出各种伎俩打开蒋正南的隐私,包括洗澡偷窥、突然开灯等等下三滥手段,直至半夜单独审讯蒋正南时,因为蒋正南对他偷窥打开的灯光极其敏感,触犯了蒋正南的底线,导致小瞎子被废,成为了一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可怜虫。老瞎子在世时,尚且可以管他温饱,但没有了老瞎子照料,他几乎是没有自理能力的。以至于老瞎子想出绝妙好计,临终时在庙宇那给人们忏悔:“全村的父老乡亲,我该死,对上校作了恶,罪该万死。我死了就去天上给你们看门守家,只拜托你们看好我儿子,让他活个天寿。他死了照样去天上给你们看门,守你们家家老少平平安安,发财发福,好运不断。”[6]如此跪了三天三夜,说了百遍千遍,直至让所有的父老乡亲都允诺,直至让自己直接跪死。这种以命相托显然是终极办法,是老瞎子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当然也是他对他做得最好的事。无疑,恰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瞎子包括“我”父亲,在临终时候都作出非常善意的举动,一则老瞎子对家乡父老的忏悔,二则父亲让“我”去西安寻访早年医治手脚的专家大师,父亲显然已经原谅小瞎子他们父子的罪孽了。而“我”在一次次回乡看到小瞎子的惨象后,就像是岁月饶人了,“二00一年,不知是不是回来多的缘故,我看够了他洋相,恨够了,过瘾了,一次我在矮脚虎的连锁超市门前遇到他,他一如既往地对我哇哇叫,向我讨好,乞讨要钱。我不知怎么的,一反以前嫌恶不睬的冷漠,丢给他两张一百元。等我从超市出来,他用僵尸手推我到一边,让我看他写在泥土上的一行字:大人不计小人过,谢谢你。”[7]到此时,显然是做到了“我”和仇人的和解,乃至具有和家乡和解的隐喻。并且,这个和解带来的胜利充实感是巨大的,“这个不经意间的所谓的善举给我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安慰。这是我的胜利,我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8]这里的孤独显然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众多分析者谈及麦家此作具有孤独的隐喻,他的童年是孤独的,不仅和同学打架,和父亲关系处理得也极为不好。写作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不到认可,所以,小说中的“我”与蒋正南等角色,自然带有作者孤独的色彩;如同李敬泽所说:“我对自己说,这个孤独不仅是人海里的孤独,它远为复杂,是深黑沉重的“耻”,是内在的撕裂,难与人言。”[9]麦家的孤独倾诉在了早年的日记里和众多的文学作品里,“我”和蒋正南的孤独留给了时间来消化。直到“我”接济了小瞎子,和解完成。到这个时候,即便小瞎子最后通过QQ和“我”聊天,又对父亲进行了一顿控诉,说小瞎子和父亲都是鸡奸犯,甚至父亲为了供养他,把上校的金子打的手术道具都偷了卖了,金子手术道具因为后来“我”看到林阿姨保管着,所以直接证明小瞎子在胡扯,而父亲和小瞎子都是鸡奸犯,小瞎子说他俩是一对,无论事实情况是怎样的,毕竟死者为大,小瞎子只能报以对他们父子的感恩之心,而不能还拿这件事出来和“我”沟通,以至于本以为知道感恩的小瞎子最后依然以败类的面目形象结束,反面角色至死都没有走出被唾弃的命运。但对于父亲和“我”来讲,毕竟实现了心灵的救赎,对于瞎子一家仁至义尽,反而在心灵叩问后,实现了解脱。
  而且越到小说的后面,催人泪下的行文笔触越发多了起来,特别是上校和林医生的爱情故事,林医生对上校母子拼了命的好,自然也是心灵赎罪的。他们本可以在早年就是恩爱的一对,可残酷的命运生生剥夺了一对鸳鸯,又让他们多年后重逢——只是上校已经失忆,智力只是幼童,只会画画和养蚕,曾经拿生命守护的隐私秘密如今见人就想给他们看。而林医生通过纺织、看病等等方法,在上海乡下守护他,守护他们下半辈子的爱情。“我”一次次看到他们这样恩爱,无数次被感动,乃至成为他们爱情的直接见证者,和他们的送终人。而且,越到最后,“我”对上校的确产生了父子情,那不光是对他早年不敬的忏悔回报,更是代表整个乡邻对他的感恩回馈。

  三、多重情感的细致交错表达

  麦家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如此畅销,其强大的叙事能力自然是要夺首功的,而在行文叙述的过程中,人物的语言与塑造一直是作者孜孜以求的,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我的人物不是扁平的,而是有强大的内心、细腻的情感,曲折的命运。很多通俗文学放弃了这些,故事直线条地推进,人物过于简单化,命运也是大众化的命运。”[10]麦家不仅没有放弃这些重要元素,而是赋予这些人物以饱满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在人物塑造上是全方位下功夫的。而在本书中,他阐释出的情感复杂多元,亲情友情爱情乃至乡情等等多重情感交错呈现,可见,麦家在写作本书时的情感本身也是饱满充沛的。唯有此,这些人物才能立得住、立得久,才能给人以长久的感动,让人们愿意并能够记住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对于本书来说,必须先要谈两对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分别是主人公上校蒋正南林医生夫妇和“我”与前妻的。蒋氏夫妇前文已经论述较多,在这里只再做几句补充即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所占篇幅相对来说并没有涵盖整本书,但笔墨真的无需多,要的就是心灵的触动与共鸣。按说,以蒋正南的外形与身手,他几乎是想找啥样的女人都是予取予求的,但他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个行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虽说因为革命任务不得不与妓女乃至日寇遗孀女汉奸等多重女子接触,但他这种接触一则几乎无人知晓,二者即便后来被人揭发,如果是正常人都会理解他的身心付出,那是为了救国救民不得已而为之的牺牲,恰恰是其伟大之处。而且,他对爱情是极为珍视尊重的,即便林医生对其倾心相许,他当然是感动的,但左思右想又不能接受,这对二者无疑是巨大的煎熬,可也直接证明了他们是深爱彼此的。对于二者,这是他们的初恋,文中写到这段时,麦家以散文诗的笔法歌颂了爱情的神圣赞美了初恋的可贵,这段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广泛青睐,影视明星白百合直接录制朗读视频分享,下面我将这段摘录下来,来印证这段纯真感情的诗意唯美:“初恋的感觉是甜蜜的秘密,是紧张的等待、偷窥,是手不经意中相碰触电的感觉,是炮声中的害怕和祷告,是午后的阳光在风中行走,是微风吹来了稻花香,是彻夜不眠的累人旅程,是各种复杂幽秘、别出心裁的明测暗探。总之是细腻琐碎的,孤僻,怪异,情乱神迷,神神叨叨……”[11]在历经千帆后,蒋氏夫妇回归了平凡生活,林医生只凭纺织、看病、低保等收入就和蒋正南过得很好,即便上校已经是一个智力只有六七岁孩童的水平,可是他们相安无事自得其乐,这样的结局于他们已经是最好的了,也算是修成了正果。
  在本书的后半段,“我”和前妻的爱情故事也是极其令人动容的。这当然只是为了交代“我”的后半生的故事的需要,可是在行文过程中勾勒出的这段往事却有着涤荡心灵的效果。他们都是来到西班牙闯荡的华人,也恰恰是来自福建的前妻教会了“我”闽南语,知道了一些“人生海海”等当地话,而他们的邂逅也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诗意表达:“人生海海,我们像海滩上的两粒沙子一样相遇。人生海海,我们同吃同工三年后,她离开鞋厂,用几年的工钱租下一个小铺子,炸油条卖。”[12]这个大“我”两岁的女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了“我”,教会“我”如何去和工头认错道歉,乃至一步步逃离苦海,而后产生情愫一起闯荡,却在一起出门进货的途中遭遇车祸毙命,而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他们结婚才七个月。善良纯真的前妻给予“我”的震撼是长久深远的,因为她让“我”认识到,“我”的生命是为一家三口而活,“我”的生命里从此将会永远有她,甚至,“我”现在的妻子“我”都认为那是前妻给“暗暗铺的路”。从捡垃圾开始,直至做起了几个公司,发家致富,年薪百万,都要感谢前妻的保佑祝福。可以说,《人生海海》扣住全书的主题不是其他角色讲的,反而是“我”的前妻讲的,而且是她的临终遗言:“记住,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如果你死了,我在阴间是不会嫁给你的。记得当初你向我求婚时是怎么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13]原话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讲的,显然这个生活主题对麦家影响巨大,乃至成为了本书的主题。并且可以看出,主人公上校和其夫人林医生显然也是这个理念的秉持者,他们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样的生活哲学。而且也影响了“我”,即便家族遭遇巨大灾难,即便多年忍辱负重生活,依然初心不改,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情。
  在本书里最值得称道的友情自然是父亲和蒋正南、老保长和蒋正南,本来,老保长和爷爷也算是一对欢喜冤家的朋友,特别是当看到小瞎子恶语中伤蒋正南是鸡奸犯,导致“我”家蒙受巨大压力而让爷爷精神几乎崩溃的时候,是老保长仗义解释,直接解开了爷爷的心结,完全可以说救了他一命,老保长不忍看到这个一辈子的斗嘴朋友就此郁闷而死。只是爷爷因为告发蒋正南而晚节不保,也直接葬送了和老保长的友情和与父亲的亲情,以及和众位乡邻的乡情,造成终身遗憾。那么,父亲和蒋正南的友情自然是首先要推崇的了,二者可贵的友情几乎贯穿全书,那是比亲兄弟还要亲好几倍的铁哥们情谊。关系好到当小瞎子诬陷上校是鸡奸犯的时候,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另一个对象只能而且必须是父亲,甚至本来大家几乎就怀疑他们是“一对”,足以看出二者的友情是兄弟知己的至交顶级水准了。而且,对这样的珍贵友情自然是令人称道推崇的,自不必说平时的普通交往走动,关键是当文革蒋正南遭难、废掉小瞎子后的逃难、蒋正南被逼疯后乃至搬离这个村子后父亲对蒋家的关心照料,无时无处不显示了这一对难兄难弟相互扶持的珍贵友谊。以“我”的观察最为客观直接:“以我对上校的认识,哪怕不为自己,只为父亲他也笃定会这样做,他们兄弟一生世,他又是那么讲情义的,怎么可能让父亲陪他背这个黑锅?上校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人,爷爷是世面上最有见地的老人,父亲——怎么讲?只能讲他的嘴巴是那个最熬得住声响的,即便在这个喜庆之时,依然没几句话。”[14]“我”对这些人物角色的观察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有一些变化,但始终不变的依然还是父亲和蒋正南雷打不破的珍贵友谊。
  而另一对友谊是老保长和蒋正南,本来老保长的出场形象是简直如地痞流氓一样极其不靠谱,但作者的笔法给予他也有欲扬先抑的感觉:他和上校不打不相识,最初的版本是因为蒋正南和老保长的姘头相好了,当然,因为这是爷爷他们传闻的,可信度要打几个问号。不过,随着老保长自己的讲述展开后,老保长和蒋正南的交情也就逐渐浮现,他在抗战时期亲眼看到蒋正南如何在敌窟出生入死、如何为了解救被赌毒陷害的自己费尽心力,所以老保长自然一辈子感念上校的恩德,以至于他能在文革暴力分子欺侮蒋正南时毅然出头为蒋正南正名,在发现爷爷出卖了上校后断然和他绝交等等。老保长还有小爷爷这些父老乡亲和蒋正南既都可以算作或深或浅的友情,当然他们也可以归为乡情,而从本书传达出来的情况看,蒋正南对于所有这些父老乡亲给予的都是恩德,都给予了他们朋友的待遇。
  在本书里,特别需要关注的还有“我”对这些长辈们诉诸的各种情感,毕竟“我”是这些所有情感的观察者、参与者、讲述者。“我”对爷爷、父亲、老保长、蒋正南夫妇的情感最为丰富,当然,“我”完全可以和他们的情感统称为亲情。如前所述,“我”对这几位人物角色的情感在对他们的成长印象中已经树立,而且从麦家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下笔最深情的情感笔墨是给了蒋正南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失去父爱的人。我在扮演父亲的时候,也没有太称职。但时间不能倒回,我父亲不可能重新弥补对我的爱,我也不可能把我曾经失败的角色重新弥补好。所以,我才在小说中的父子情深方面下了非常大的真心,放下了很多期待和祝愿在里面。”[15]而通读小说,的确如麦家所说,“我”越到最后,扮演的儿子角色愈加成熟,不仅能够耐心倾听林阿姨讲述蒋正南和她的诸多往事,扮演好了一个孝顺儿子的角色,而且在已经智力低下的上校那里,“我”俨然又成为一个父亲的角色,陪他画画、养蚕等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我”,和二老进行的任何活动,扮演的每个角色,都拥有十足的耐心,而这些情感的表达当然是麦家深情赋予的,他要把自己身为儿子和父亲这两项角色缺憾在小说中都一一弥补,并且他确实做到了。

  四、回归故土的乡愁意蕴

  麦家在接受一些媒体朋友采访时说:“我对故乡有一种警惕、怀疑,甚至有那么一点敌意,但一辈子总要写一部跟故乡有关的书,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16]这当可以看做是麦家写作《人生海海》的缘起。在我国当代文坛,许多作家的杰出作品多与自己的家乡有关,那是他们极为熟识的人与事,故乡甚至成为了他们的写作素材基地:故乡给予了他们无尽的写作养料,他们的作品又让故乡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地方,诸如莫言的高密乡、迟子建的东北、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的江南、王安忆金宇澄的上海弄堂、阿来的藏区、陈忠实的原上、贾平凹的商州等等,不胜枚举。莫说这些名家名作,即便是初入文坛的作者们,他们写作练笔的最初也往往是从故土开始,这似乎是人们的本能。而且,作者们写作故土多是因为这里是一辈子绕不开的梦,作品无论是早是晚写出,总是会有惊人的类似缘起,恰如格非谈写《望春风》时所说:“这部作品我想了很多年。过去的村子里有河流、有庄稼,每次回到村庄,感觉村子是永远不会变的,它的存在不断印证着家的感觉。”[17]《人生海海》麦家显然也是酝酿多时了。熟悉麦家创作的读者都知道,他最初写作的题材就是乡土类,可是迟迟没有突破,进而转向了被人们称为通俗小说的谍战题材领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谍战小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利。自2011年长篇小说《刀尖》问世后,八年之久,除了少量的散文和短篇问世外,他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拿出一本像样的书回馈读者,以至于他笑谈老母以为他都揭不开锅了。但所谓慢工出细活,麦家的新书拥有了全新的追求——回归故土,与故乡寻求和解。若从通盘考虑他的创作轨迹,也的确是他回归初心的创作回首了。
  首先来谈麦家在这部小说中的乡土语言,实际上,麦家的小说语言早已被广泛认可,相关的评述甚至收录进了当代文学史。在青年学者韩晗写作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中论述麦家小说时,他就直接吸纳了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对《暗算》文学价值的评论:“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18]在这里,陈教授固然表扬了麦家的小说之结构新奇精巧,但显然更多的谈及的仍然是他的语言特点,这几乎是所有作家们最重视的立身之本。关于语言的重要性毕飞宇的论述更加进一步,提到的高度也是无与伦比:“写作对我的帮助是无与伦比的。首先是改变了对语言的认知。我所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语言是工具。然而写作让我知道了语言不是工具,它是本质。所谓对自己的精神负责,就是对自己的语言负责,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小说家拥有语言,就是拥有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我在使用语言写作,不如说写作是在捍卫我所使用的语言。”[19]回到《人生海海》里,我们读这本小说一开始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小说语言非常注意吸纳浙江一带土语的特色,恰如其著名同乡鲁迅先生在评价唐宋传奇时所言所言:“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评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20]在本书里多处用到的“佬”字就非常典型,就是鲁迅所说的“俚语”,比如里面提到的“聋佬”“跷脚佬”“刀佬”等等,乃至在2015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发表麦家的短篇小说他直接题为《日本佬》。接着,麦家在《人生海海》里让一个个人物登场,爷爷、上校、父亲、老保长、小瞎子等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辨识度极强,而且时不时都会带上当地的口语特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做饭做菜,这是民以食为天的老百姓生活的第一件事,许多人那里依旧是最重要的事,但做饭做菜是北方的说法,而到了这本小说里,都变成了非常富于江南特色的“烧饭”“烧菜”,还有“巫头”“阿太”等等,在对白、称呼上都非常富于当地特色。所以,麦家的回归乡土之作首先在语言上就充分做到了让故乡的特色得到直接体现。这种语言的运用得到了莫言的高度赞赏:“《人生海海》充分展示了麦家的语言能力和野心,他惯常使用的那种优雅的叙事语言在小说的第三部依然展显出来,但在大部分的篇幅——第一和第二部里,他使用了一种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但业经驯化的陌生化语言。这一点让我欣喜,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能创造一种带有他的鲜明风格的语言,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否则就是一个小说匠人。文学的艺术性虽不止于语言,但必始于语言,语言是照亮小说的第一束光,如摄影离不开光,大白话如大白天,是拍不出艺术照的。”[21]通过这些论述也可以看出,众位作家都极其注重自己小说语言的锤炼,因为他们出自不同人物之口,人物的角色之所以能具有强烈的辨识度,最重要的设置手段还是要归于语言上。我们熟知《红楼梦》人物角色与语言的契合度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上百位人物,曹雪芹赋予他们的语言有多寡,可是只要让这个角色一开口,我们迅速就知道是谁在说话,这就是语言的成功。在《人生海海》里:老保长的语言粗俗与爷爷的爱讲大道理构成鲜明对比,上校蒋正南的成熟机敏热情与父亲的寡言敏感形成对比,还有林阿姨,小瞎子,甚至“我”这些角色,的确个性都是非常鲜明的,但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话语体系。麦家对浙江老家的乡土口语进行有机提炼,一一嵌进这些角色对白中,令读者读后亲切又新鲜,也展现了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气象。
  在众多分析《人生海海》价值的评论文章中,何平先生的作品无疑很有令人眼前一亮之感,实在是因为他多年研读麦家作品所致,深知他的创作轨迹,也窥探出了他的心理发展,恰如他所言:“麦家试图跳出以往谍战小说当中对于密闭空间以及相应智性结构的迷恋,对照由《解密》《暗算》《风声》《刀尖》等作品构成的、为麦家‘暴得大名’的序列谱系,《人生海海》无疑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尽管它依旧围绕的是极端条件背景下生命个体的辗转浮沉,但其更像是《解密》《暗算》《风声》的‘后传’。这部‘后传’试图跳出麦家在以往谍战小说当中对于密闭空间以及相应智性结构的迷恋,如麦家自言‘回到童年’‘回到故乡’。”[21]显然,何平对待这几部麦家的小说非常熟悉,他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些小说的传承性。通读《人生海海》我们看到,这部小说非常扣人心弦的依然是麦家擅长的谍战部分,但这部分内容是老保长为了解救爷爷同时给蒋正南正名的,在全书中所占比例较小,大部分都是蒋正南回到村落后的生活,所以称之为前面那些小说众位主人公的“后传”是非常有道理的。
  既然谈到和解,那么无论是“我”还是麦家,与故乡想达到怎样的和解效果呢?再看一位名家的相关论述,李敬泽谈到《人生海海》中的“我”回到故乡时这样说道:“少年已老,他回到故乡,希望和解,与故土、与过往、与人海、与自己和解,而上校的结局构成了和解的隐喻。”[22]实际上,麦家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在身心上自然是和故乡达到了全面的和解。甚至有分析认为麦家的这篇小说是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事实上,按照郁达夫早已成名的文学创作理论来说正是如此:“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自传;不过一如其人,他没有强调伟大的作家总把自己的经历改头换面,变形变质。从他的作品来看,他的想象完全来自真实生活,被其自我狭小世界里的感受、情欲所支配。”[23]麦家的人生经历同样对其创作构成巨大影响,他少年时期便是孤独的,在家庭里地位低下,和父亲尤其关系紧张,父亲甚至多次动手打他,这在他影响颇大的一篇亲情散文《致父信》里得到重要体现,我甚至把这封书信散文看做打开《人生海海》的钥匙。在这篇散文里,麦家详细地交代了年少时父子的对抗与互不理解,以及在故乡的孤独,导致他离开他乡后,选择去了离家几千里地的成都,当他要调往北京工作的时候,却意外得知父亲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悲痛难忍的麦家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到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有时会清醒几个小时,当母亲告诉麦家的时候,他推掉一切事情回到父亲那,可是就在到达的前几分钟,父亲又发病了,认不得任何人了。麦家扑到父亲怀里放声痛哭,他甚至绝望了,认定这是一生的悔恨遗憾,他多么渴望父亲能够给他几分钟的清醒,告诉他原谅他了,原谅他负气多年的出走,原谅他多年来联系家里只顾着母亲而冷落了父亲。但命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老天似乎在惩罚麦家一样,直至父亲故去,他都没有机会了。所以麦家逢人便说“尽孝要趁早”,在经历了痛失父亲后也让他越来越信命:“父亲,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宿命,有些事我无法理解,比如您我之间最终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总觉得这是命。说真的,自从您病倒后我特别怕您死,我要赎罪,我要补错。我欠您的太多,我要还给您。”[24]
  同样,研读这篇散文我们发现,麦家之所以和父亲多年产生隔阂,父亲的教育失当显然是主要原因。麦家因为和同学打架让双方家长都到场了,但打架的原因是因为对方诋毁麦家父亲是“牛鬼蛇神”,麦家为了维护父亲名誉才和对方打起来,并继续约架。麦家父亲到了现场重重地打了他两个耳光,打得鼻梁骨几乎断折,鲜血直流,若不是对方家长拦着,麦家父亲拿着的竹抬扛都要向他招呼了。这一次,麦家积累的多年委屈彻底爆发,他十七岁离家后,便再也不愿和父亲联系。父子之间多年彼此不理解对方,直至有了儿子都不愿意和老婆孩子一起去看父亲,足见二者沟壑之深积怨时间之长。但当得知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后,他又全力以赴地尽孝,只是老父亲不认识不知道了。分析至此,也便水到渠成地看出了这篇文章为何会成为解锁《人生海海》的钥匙。这和本文在分析第三段父子亲情时可以呼应上——在小说里,“我”当然带有明显麦家的身影,在笔者看来,父亲和蒋正南的互补性同时合成了现实中麦家父亲的形象。特别是蒋正南,作者给予他的文革遭受迫害和晚年痴呆的命运,几乎就是现实麦家父亲的翻版。“我”在晚年竭尽所能地侍奉蒋氏夫妇,也正是现实里麦家对晚年父亲的孝顺。所以,《人生海海》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看成自传、看成对父亲的忏悔之作是正确的,也确实是麦家在自己晚年和故乡做得一次非常成功的和解,更是和父亲的最终和解。
  荡开一笔来说,麦家早年在军队服役以及在成都的十余年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依然在,莫说之前的那些文学作品,就说在2019年第8期《上海文学》刊登的短篇小说《浮冰》中仍有体现:故事地点设置在成都的空军气象研究所,而且小说的悬疑设置恰如解密一样——女主角给男主角打错了电话,男主角杨林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为了好奇,在第二天特意去看看这个打错电话的女人到底怎么回事,想去一探究竟——吸引着读者跟着一步步去探案。可以说,这种悬念设置然后解密的结构设置属于麦氏小说的宝贵成功经验,往往屡试不爽。小说的结构确实是众位作者一直予以充分关注的,恰如陕西青年评论家魏锋所说:“小说的艺术,说到底是结构的艺术。情节设置的结构艺术是长篇小说的生命线,也是长篇小说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不仅是情节、人物的设置和延展,而且是一种看似无形却又贯穿于作品全部之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作家的激情、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内在的汇合点,是决定作品内在意蕴和情调、比例和参照、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的重要尺度。”[25]《人生海海》在章节设置上和行文内容是紧扣的,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九章共118页,第二部七章122共页,第三部四章共100页。形式上显然具有整齐划一的效果,但如此设置确实是因为故事发展程度所致,层层推进中实现了结构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而且在本书的首尾麦家都对这里的山水地形做了充分描绘,并且直接把自己家乡的浙江富阳蒋家门口村的蒋姓用在了蒋正南身上,足见回归之彻底。莫言在点评这种写法时这样说道:“麦家和过去作别,回到童年,去了故乡,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小说一开篇,不厌其烦地对村子的地形地貌的描写,仿佛拉开了一部长篇戏剧的序幕:这是古典主义作家们的看家本领,麦家也会。或许正因此,麦家想挑战一下自己,走出所谓的舒适处,尝试一种新题材、新写法。这是一个作家的美德,不要老待在安乐窝里,吃老本,要敢跟自己较劲,去闯闯新天地,争取多扎几个码头。”[26]
  特别要指出的是,麦家写出的这部《人生海海》里体现的乡愁带有新时代的色彩,里面的“我”在出国多年后具有了全球性视野,而且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可谓是事业有成。用这种归来者的目光观照家乡,便具有了既是故土者又是外来者的双重视角,运用海外眼光打量故乡,直接见证了故乡在改革开放以来一步步崛起的过程。在“我”的眼中,故乡的面貌自然是越来越好,村容村貌更新、互联网普及,乃至公路都直接修到了山上。所以,麦家写作的乡土小说已经具有了新时代的特点,恰如雷达先生在《“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所说:“这种‘亲和乡土’的浪漫叙事承续了传统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理想,并非作家偶发思古之幽情,它更契合时下文化守成的现代性乡愁。它不是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而是寻找健康个性和精神家园的努力。”[27]麦家在小说里呈现的故乡发展到新时期后,确实是越来越健康,是朝前看的。既反映在那些村容村貌的与时俱进,更体现在这里的乡里乡亲的谈吐话题、居住条件的进步。人们对待彼此更加亲善,“我”也越来越愿意回来,融入这个让家族荣辱皆在的故土。

  结论

  八年的辛苦同样是不寻常的,麦家凭此一部回归故乡的心灵之作,既是给喜爱他多年的读者的一份丰厚大礼,更是对故乡山水亲人的一曲跳动着时代脉搏的赞歌。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更是与父亲与家乡多年纠结之后的最终和解,他将多年的思考多年的心灵诉求都一一阐释在了小说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赢家。而且,据麦家自己所言,这种倾诉仍将继续,故乡的写作不仅仅是这一部曲。但通读这一部《人生海海》就足够看出,麦家以一个山村为基点,折射出的是具有划时代的家国命运的起伏,里面闪现的诸多具有人性深度的叩问还时时激荡着读者心灵。关于蒋正南夫妇、关于爷爷、老保长等等,他们的人生命运又何尝不是折射在所有人身上的,即便他们生活的年代已逐渐远去,但人性的深刻永远存留于人类心里,并将一直延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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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于2019年11期《南腔北调》


  袁恒雷:1984年生,满族,现居吉林桦甸,中共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高中教师,哲学硕士,发表学术论文30篇。在《作家》《中国青年》《散文》《散文百家》《散文选刊》《草原》《文苑》《延河》《南腔北调》《中国艺术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报》《今晚报》《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读者》《意林》等全国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文学评论、诗歌等作品百万字。出版有《把生活过成一树繁花》《住在乡下的海德格尔》《青春在仪式中成长》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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