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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讲评] 郭梅评刊 |《不亦快乐乎》的《感染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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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1 12:16: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青铜器 于 2020-8-22 09:31 编辑

《不亦快乐乎》的《感染科医生》


郭梅


 来源:《苏州日报》2020.6.20



  本期经眼期刊:
  2020年第3期《花城》《收获》《钟山》《天涯》;第6期《书城》《书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天津文学》《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疫情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包括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阿成的新作《逆行的代沟》(《小说月报原创版》)描写主人公王氏父子因为去湖北捐赠防疫物资而彻底改变了父子间的关系——在疫情前,有时候老王很困惑,面对儿子用打太极一样的招数对付他,他不知怎么应对才好。虽然老王说不清他们爷儿俩之间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症结在哪里,但他清楚儿子并不曾体谅自己作为一个单身父亲的苦衷,作为父亲,他只能认命,因为儿子是一个好孩子。没想到捐资抗疫解决了他的心结,他仰天长叹,自言自语地说,行了,老同志,可以了。熊湘鄂的短篇小说《新年好啊》(《青年文学》)写一个叫余勤奋的武汉单身丧子男人投身抗疫志愿者队伍的故事,将普通人的父子亲情和疫情下的大爱大悲,表现得细腻传神。而申霞艳的《文学对疾疫的书写与超越》(《花城》)梳理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以瘟疫、灾难为主题的文学文本。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对疾疫的叙述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所具有的弱点,也刻画了神性的品质,赞美了灵性的惊人力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力量帮助人类度过了历史上的所有暗夜。于建新的中篇新作《感染科医生》(《花城》)虽非直接与新冠疫情相关,但篇名在当下十分引人关注,作家告诉读者激素到底该怎么使用?艾滋病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植物人的生命权益该如何维护?感染科一线医生用三个故事为你提供外人难以探视到的角度和细节,演绎人间悲喜,体现医者仁德,直指人性和道德的困境。还有,陈辉则探讨了《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之道》(《书屋》)。

  钟求是的短篇新作《瓦西里》(《长江文艺》)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圣彼得堡,前大学教授微信名“已老小尤”与无名编剧小吴邂逅在咖啡馆,老人想在回忆中寻找青春暖色,但时过境迁,曾经的美好再也找不回来了。而当年青年常有的精神向往和现时青年伴随的精神萎缩形成了对比。作家笔下的岁月让人伤感,也催人更新。在杨少衡的中篇新作《不亦快乐乎》(《收获》《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里,“她”是高冷孤傲的高校教师,“他”是独断专行的一县之长,本是两条平行线的二人却因“他”的一厢情愿交叉在了一起。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官场里也有肝胆相照的义气吗?这个从容有度的官场故事与作家之前的作品如出一辙,其打动人心之处就是那些能干事的官员总要稍微蒙受一点儿不白之冤,而结局则虽命悬一线但总能起死回生——想来,这人间,还是十分值得!可与之参看的是李骏虎的短篇新作《白昼天空的星辰》(《小说选刊》),作家写了一个人的一天,即大学校长何新之在儿子高考的那一天,与母狮子般的妻子、叛逆期的儿子、谄媚的附中校长,还有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博士学科带头人,构成的对象化关系,活脱脱像一场小剧场话剧。校长先生在婚姻、家庭、事业的各种难缠与琐碎中始终保持45度角仰望星空,相信白天仍有星辰,并在内心吟唱: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而程绍国的中篇新作《金及爵事略》(《天津文学》)也是一个官场故事,作家以闲散老辣的笔致构建“我”的发小金及爵的“传略”,主人公会在“我”为了报社的事情找他帮忙时提出让自己弟弟到报社工作的条件,也会谈及死后身上要盖党旗,很入世亦很世故,而偏偏姓“金”名“及爵”,耐人寻味,耐得细品。

  郊庙的中篇新作《功德圆满》(《天津文学》)描写一对深陷无法生育困境的小夫妻,最终以妻子接受他人“自然受精”方式求得子嗣,看似功德圆满,实则成了压垮婚姻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爱情亲情的根基在无数次求精过程中已被侵蚀殆尽。作家似乎借故事表达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个男人精子不行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导致的患得患失、首鼠两端、无可无不可,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的软体动物……而林喜乐的中篇新作《佛珠》(《北京文学》)也把视野放在当下家庭生活中,透析出被亲情伤害的深度。在遍布细节的亲情交往中,连续拷问何谓亲情?尽管身在佛门,也无法回避世俗之扰,还俗和尚更不可避免地坠入了亲情编织的千愁百结当中。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曾经喜佛信佛的主人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煎熬?还有,韩东的中篇新作《兔死狐悲》(《花城》)描写张殿患了胰腺癌,弥留之际,艺术家谈波想画濒死者的面容,拜托“我”跟张殿及其家人沟通,让“我”回想起当年因《甲乙》杂志和文学创作而相识相知的“我们”一伙人,张殿的一生也仿佛一枚榫子嵌进了“我们”的人生里。小说用一个人串联了一代人,从20世纪七十年代写到今天,在浓厚的时代底色中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各不相同的生存现状,借个体的生死审视集体的命运,生发出“兔死狐悲”的感伤。尤凤伟的短篇新作《晚霞》(《小说月报》)描写农民德民将养子庄杰视若己出。庄杰成绩优异,眼看就能考上好大学,德民却在这当口了将儿子送回亲生父母身边的念头,并开始寻找庄杰的亲生父母——这并非出于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实在拿不出每年几万的学费,况且儿子将来还要成家立业。贫穷,竟使一个父亲冒着失去儿子和认罪伏法的风险,作出了最为艰难的决定,这里面,有对养子深深的爱,也有生存的无奈。作品从相反的方向挑战读者的想象,却抵达了揭示底层困境的极致——倘若孩子是亲生的,德民又该如何做呢?作家还巧妙地通过德民的寻访足迹,连带着描述出另外三户农家的状况。永善家的儿子是亲生的,可由于家里穷,没人上门提亲,后提出个瘸子,使儿子大病一场,以后出走打工,再无音信;曹风波的亲儿子跟着他参与拐卖儿童,和父亲一起进了监狱;德民大姐家生的是女儿,一嫁了事。可见,养儿难已成为不少农户面临的窘况,而并非德民一家的遭遇,字里行间流溢的,是作家一贯的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

  本期《天涯》的“岛屿写作”小说专辑颇值得关注。影响写作的因素有很多,地域就是其中的一个。本小辑三位作者都是七○后,他们身处四面环水的岛屿,或许并不容易说出个人与岛的直接关系,可岛屿的隔绝性和孤独感又往往渗透在文字之中。来自台湾岛的伊格言在《再说一次我爱你》里,面对的是一个艰难选择,母亲致力于研究人与鲸鱼的沟通,却忽略了和儿子、和身边人最基本的交流,当母亲最后失去人类语言,只能用鲸的言语对儿子表达爱意的时候,这个充满未来感的故事,变得如此亲切与动人。舟山岛的杨怡芬在《棕榈花》里描写海岛青年杨阿有的一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他走出小岛、跑船谋生,卷入20世纪的中国史甚至是世界史,最后终老美国,和孤岛故土,终难再见,种种坎坷中,凸显了中国男人传统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养家”,他们勇敢、宽容、全力以赴。这是杨怡芬尝试将家事(非虚构)以小说(虚构)形式讲述的第一篇,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互相交织,让人唏嘘,人人都在历史大潮中,每部家史都是社会史。

  海南岛的蒋浩在《唯一者或所有物》中,以飞散的思绪,让一个中年人在海潮声中缓缓现形,情节被意识压制,事件臣服于心事,遥接伍尔夫、普鲁斯特的余脉。这三篇小说里,作者们总是面对着莫测的大海和世界,身处孤岛的他们,一直在寻求沟通、追回历史、找到自我。

  最后,向喜欢散文随笔的读者诸君推荐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在》(《钟山》)和姜建强的《冷冷的山肌与红红的草莓》(《书城》),前者笔下的诗意哲性相信许多读者都很熟悉,而后者条分缕析的日本俳句文化,带我们进入俳句的情绪、俳句的风姿、俳句的思路。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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