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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讲评] “云大评刊”| 2020年5、6月小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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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30 10:2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青铜器 于 2020-9-30 10:31 编辑

“云大评刊”论坛2020年第3期

2020年5、6月名刊小说扫描


  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讨论者:云南省高校教师及研究生10余人
  记录整理:何微、何子怡
  时间:2020年6月30日
  地点:线上讨论

  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主持人的话:仍然不能进校园。评刊只能线上讨论,这与云大评刊的一贯风格还是有差异,在讨论中深入评析作品难以进行,集中言说某部作品也不可能。原以为进入六月可恶的疫情会成为过去,然而,没有。它仍在世界范围横行,人类在与它顽强抗争。尽管中国大地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大学校园的特殊性,使管理者不得不特别谨慎。
  本期似未推出众口一词的佳作,可能与这期的组织工作有所欠缺有关,还因为阅读不够广泛,还有线上讨论的方式使得对作品的理解不够深入。众所周知,佳作的价值往往是在讨论中被逐步发现的,这正是云大评刊坚持关注当下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云大评刊是真诚的,即使是名刊上的作品,仍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本期因组织工作的原因,未能组合进嘉宾的讨论,是个遗憾!
  


  看《人民文学》、《收获》

  陈林(文学博士):《黄河故事》(《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这个题名会让人想到《北方的河》、《北上》这类作品,但邵丽的作品不属于这一脉,她的写作接续的是“新写实小说”的传统。《黄河故事》对畸形家庭、乖张人性的书写,可以看到张爱玲《金锁记》、方方《风景》、《万箭穿心》等作品的余绪。同时,这部小说延续了邵丽《天台上的父亲》对无父主题的开掘。《黄河故事》最终被一个通俗的成长主题主导了,内在于这一主题的是一个市民视角。由是,作品未能打开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一个“黄河故事”、无父故事,被一个俗套的小市民的成长故事挤压、遮蔽了,小市民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和狭隘浅陋的心灵、价值观念限制了作品所呈现的世界。由于受内在市民视角的制囿,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也主要表现为外在的升职记和阶层变化,而不是精神成长中的千回百折。没有内在宏阔深邃的精神视域,人物、细节的描写都会缺乏生命力。
  赵小爽(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黄河故事》中作者说“试图忘记历史的人,恰恰都是有故事的人。”小说里的人,试图摆脱自己厌恶的家人,恰恰活得越来越与那个人脱不了干系。所有人的人物都融化在一起,交织在一张巨大的罗网里。明明是“黄河故事”,却跑到珠江流域讲述。这份刻意的距离感,像极了这拼命疏离彼此却紧密相连的一家人。任凭天下的水怎样流,它们总会汇集在一处。
  桂春雷(北京大学2013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张楚的《过香河》(《收获》2020年第3期)颇有徐则臣北漂书写的韵味,但较之青年人的迷茫,“香河”更像是值得坚守的清晰界限。维特根斯坦在这篇小说中出现得恰如其分,不做作,扎实又轻巧。北京及其周边的“乡土”之间,是填不平的理想,代际相传。叶密当然不是什么末路英雄,他的舅舅,“我”,也不是什么隐世贤哲,所以不成气候的“折腾”,让他们一度成为了患难兄弟。而正是这无数的在迷茫中探索的普通人,构成了一代代人的生活与历史。这篇小说值得编辑更细心些。《无证之罪》写成《无罪之证》,结尾处忸怩着想上厕所的人本来是老艾,却写成老叶,这种过失不该出现在《收获》。
  《收获》本期的另一个中篇是张翎的《拯救发妻》,讲述了男权世界中女性的困境。结尾男人微微一笑,轻易抹杀了小说中女性努力的价值,也让我们明白,掌握权力的男人,并不在乎女性的价值。这让小说的反讽意味更上一层。然而值得深味的是,现实中如此扎实厚重的题材,作者却选择了魔幻的故事外壳来旁敲侧击,这或许才是这篇小说最魔幻,也是最有力量的地方。
  何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玫瑰玫瑰》刊载于《收获》2020年第3期,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强烈的延宕氛围。从可见的小说风格,叙事策略,再到人物命运的轨迹,整个故事由内而外彰显出延宕的踪迹。在情节推进的同时嵌入大量景观描写,并零散穿插“我”的内心独白,使小说的整体节奏趋向徐缓而不显松散。女主人公的青春在延宕中被消耗殆尽,坚守在一段无性婚姻里让她过早走向枯萎,如同娇艳的玫瑰被缓慢风干最终成为一件干瘪且毫无生趣的装饰品。延宕,作为一种生命展开的方式,记录着生的犹疑、妥协与难于言说的哀伤;作为一种叙述艺术,在被延宕所拉长的时空里,文学想象得以从容展开。
  桂春雷:《玫瑰,玫瑰》出现在《收获》中颇为突兀。无性生活塑造的畸形婚姻关系,为女人带来的深重的悲剧和虚假的“崇高”,配合叙事与氛围,异域与宗教,忠诚与自欺……这些都不错,但都不足以支撑这篇小说足够出挑。作为短篇小说而出现在名刊之中,《玫瑰,玫瑰》或许除了证明在女权问题上,海外“政治正确”的站队风气对《收获》也在生效外,似乎没有其他足够合理的解释。


  看《中国作家》

  罗莎(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庞羽的《撸串》刊载在《中国作家》2020第5期。庞羽的作品很有个人特色,显示出一种属于她个人气质的,细腻的,踌躇的,带着淡淡哀伤底色的对生活的理解。她总是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反复阐释:有时,人生看似对生活做出了某种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非毫无价值与意义,大部分人的人生在妥协与相抗的迂回中得以继续向前。对人生来说,这有些哀伤,但妥协绝不是错的。在挣扎中,你仍是一个活着的,完整的生命。这种精神内核上升,始终掌控作品的全局,却并不专制,它像一个风暴眼,暴风一旦被开启,所有相关的不相关的东西都会围绕这团精神转动起来。
  小说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任志达的人生故事不是直接在小说中展开的,而是故事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段朋友们的谈话之中,夹在理想与现实中的人是怎样活的,也许有时候在别人眼中更加真实。另外,经他人之口过滤一次,那种满溢的,会令人沉入的伤感变成了耳边过风一样的淡淡哀伤,若隐若现地存在于字里行间,这就给了读者更多的解读上的可能性。任志达在别人眼中是奇怪的,却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执着于与现实相抗,按照内心意愿活自己的人生。他最后掉眼泪了,他的苦流了出来,但眼泪很快又不见了,他曾掌握过自己的人生,拥有过诗歌啊。任志达的泪痕消失后,妥协也罢,继续折腾也罢,都是对“人应当怎样活”的正确的回答。
  田彤彤(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撸串》这一小说的最大亮点就是对任志达这一形象的塑造,他在与同学的相处中反复强调“我又不是你们南京人”,展现了他与“我”和华仔最大的区别,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为之努力的方向。但是他的一生是存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中的,他徘徊于友谊与自我之中,但是人性使他选择了后者,他希望出人头地来达到与“我”和华仔的“平等”。小说情节的设计也颇为考究,用旁观者的视角来进行情节的推进,并非以单纯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任志达,将他置于他人的话语与视角之中,一方面展现了情节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客观、丰富。
  丁雯(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作者借“撸串”牵出了小说的主人公任志达,任志达自私、贪财甚至一如既往地欺骗“我”和华仔,而“我们”依旧和他是朋友。我想这篇小说的意图远不是想要歌颂“我们”的善良伟大,恰恰相反,哪怕是任志达这样的人物,也有令人挂怀的一面:攒着大家的零钱最后成了毕业时每人一张的红票子,整天嚷嚷自己要“生活”而不是“活着”。他当过诗人,做过编辑,卖过炸鸡,他的失败让人惋惜又庆幸。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任志达”,恰恰是我们藏在心里想要冒险而从未出去过的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拥有超凡的勇气。
  李田力(现当代文学2019级研究生):庞羽的《撸串》用冷静而理性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了任志达在现实面前对于苦难与生存的挣扎。她借任志达的生存状况向读者展现了底层社会的现状,作者并没有代入太多个人的主观情感对任志达给予同情或者怜悯,而是以理性的笔调来铺陈任志为了生计所做的努力。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不惜出卖自己朋友;为了逃避责任,不惜丢弃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人生中的麻烦就像串串一样,一个串联着一个。
  魏启瑞(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郑在欢的《旅行爱好者》(《中国作家》2020年第5期)以“我”的视角塑造了一位性情古怪、爱好旅行甚至时常因此无端消失的父亲。作为旅行爱好者的父亲对太阳、对山林之神、对自然的崇敬已达到痴迷、疯狂的程度。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最终也没有揭晓父亲的秘密,其实那是父亲独有的世界。或许每个人都会有那样一个世界,一个不能分享的秘密。
  苏雨婷(云大丽江旅游文化学院教师):《旅行爱好者》呈现为“浪子”回头的模式。“父亲”在旅行过程中,对山林枝条跪拜,所到之处画下太阳,展现人类原始的崇拜,“出游”既是不断追寻、重建自我的过程,最后“父亲”回归,结束自己一个人的“旅行”,但仍给读者有许多想象的空间。
  何子怡(现当代文学2019级研究生):“旅行爱好者”是文中的父亲,可父亲在文中几乎就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他仅有的几句话,是关于山和树的,共同指向“通天”,因此儿子叫茂山,孙子叫成林。他会在到过的每座山顶刻一轮红色的太阳,太阳与“通天”,就像父亲的旅行一样,“这是一个秘密”。父亲的形象留下太多悬念与无解,但其中仍可见自由、浪漫与理想的因素。
  田彤彤:父亲的神秘地出走成为了贯穿小说始终的悬念,他的行为不被大众理解,但他却一次又一次踏上出走的旅程。在我看来,父亲是一名勇者,他的灵魂渴望逃脱安逸生活的束缚,通过“灵魂出走”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愿望。但可悲的是,现实、家庭以及议论的声音是他追寻自我重重阻碍,他不得不在现实与灵魂之间苦苦挣扎。但这是他选择的人生,与他儿子茂山的选择不同,或许他的人生更能触动读者的内心。于是,他将秘密化作自己画下的那一个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太阳,仿佛在无尽的光芒中向世间呼喊:“我来过!”
  李田力:真正的“旅行爱好者”一直都在路上,从未放弃。父亲的神经质般的出走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从来不向任何人声张什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对比文中父亲,他身上的那份坦然豁达、那份永远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并勇于去实践的勇气正是当下很多人敢想不敢为的无奈投射。真正的旅行不需要足够的物质准备和周密的计划安排,而是随心而动便可去看一路的风景。
  罗莎: 郑在欢的《旅行爱好者》所要探讨的问题与《撸串》如出一辙。主人公父子背负着静如死水的现实生活前行,灵魂却在不经意间主动出走。两代人的两段人生被连接起来,揭示了一种普遍性的困境,即面对人活着应当把“人”装进生活里还是将“生活”装进“人”这个问题时,应当这样选却不得不那样选,而在有时鼓起勇气这样选时,不得不与众多来自他人的不理解,来自环境的不兼容相抗。但作者的处理方式实在显得有些刻意和笨重,他将一切抽象为——灵魂出走,现实中肉体也出走,然后在各地画着有某种模糊象征意义的太阳的行为。显然,这远不如活在一众人撸串喝酒后吐出的话语中的“任志达”来得轻盈。人们在追问“人生为何”这个命题时会显示出一定的共通性的目的。除此之外,这种处理方法还让作品更好地呈现出了生活本身的人所不可控的丰厚,相较而言,《旅行爱好者》中单线程追逐作者意志,极力形而上的写法反而让作品干瘪了。
  谢轶群(云南艺术学院教师):《中国作家》第六期是科幻小说专号,看到目录时,我曾寄予很大希望,编辑用这么大的力度来推动科幻小说创作,实为不易,也看出编者的用心用力。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还很贫弱,需要更多地给予支持。但读过这期专号的几篇作品之后,我感到比较失望。想象力不够,这是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想表达的主题也没有超出读者的预期。
  刘格妤(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赵炎求的中篇小说《智人崛起》还是值得一读,它就发表在《中国作家》2020年第6期。小说题目为《智人崛起》,可结局却是智人失败,但是以范智明为代表的高等智人已经有了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意识并且付出了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智人崛起是成功的。小说的结局引人深思,以范智明为代表的高等智人最后会失败,是因为范智明对自然人叶玲的感情,这份感情是珍贵的,但是对智人崛起运动来说却是致命的。这是否会引起我们的思考——感情对人类(或者对所有物种)来说,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没有了感情,那么人类还能称为人类吗?作者在这里是否也暗示了即使高等智人成功的取代自然人,也会像自然人一样因为不当的感情——如自私、自大、膨胀的欲望等,最后被其他物种取代?结尾,作者借叶教授的话反思了人工智能,也算是给生活在科技时代的我们提了一个醒。
  苏雨婷:《智人崛起》以自然人与智人之间的矛盾来反思文明,智人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各个领域实现其效能,造福人类。他们有理智,有情感,作为科技产品,他们得不到基本的权利,由此引发暴乱。自然人与智人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智人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在重要岗位创造财富;自然人意识到智人的理智在崛起,实行打压,其实是对文明的一种恐惧。小说中智人争取与自然人平等的权利,享有公民权,想在社会事务中有发言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人类所缔造的文明应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智人属文明产物之一,不只是供人类驱使的机器,理应给予尊重。因为“任何政策,初衷再好,只要违反人性,实际上都只能适得其反”。
  田彤彤:具有科技感的未来主题小说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类型,但是与其他展示纯科技的小说不同,《智人崛起》却讲述了一个有温度的故事。小说中的高智人拥有主观情感与思考的能力,他们区别于自然人和机器人,成为了灰色地带的群体,对于他们的定义相当模糊。即便他们对社会贡献突出,即便他们拥有爱恨情仇,但仍然被自然人低看,认为他们不具备“人性”。当我们以高智人为视角来看这一切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们被称为“人”,而不被当作“人”。这让我联想到近来全球范围内关于“美国黑人之死”所引发的动荡,人们之所以呼吁平等与尊重,是因为这些都是作为人才有的重要特质。因此在我看来,小说中高智人所呼吁的平等与尊重亦是合理的,他们拥有人性,他们需要被关爱被重视。
  丁雯:资深科幻作家韩松的《山寨》(《中国作家》2020年第6期)以其独特的构思和跳崖式的想象令读者玩味。一位中年企业家在荒郊野外的无名荒山上建立了环球写作中心,并邀请数十位知名作家、批评家来此为其中一位女作家开研讨会,会议过程中企业家突然宣布众位作家批评家已被“劫持”,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爆发,作家、批评家们只好困在荒山中焦灼。在这样的焦灼中,他们一边劳动,一边思考“生活的真实性”、“文学的本质”以及“为谁写作”的问题。思考的这些“问题”落入了现实,与“科幻”有了距离。
  刘妮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山寨》将文化人与周围环境进行双重封闭,在封闭的环境中思考生存、人性、文学,以一种对话的方式进行。我想这样的对话不仅是企业家与文人的对话,更是文人与文人自身的对话,因为科幻小说本就是一个寓言的镜子,虽然是对未来的虚写但却是对现实的观察和深思,就像作者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到启发他写作的是人文的东西,科学技术只是他的写作艺术一样。
  何子怡:《山寨》这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幻写真。人物有小说家、批评家、诗人,企业家邀请他们在无名荒山的环球写作中心开写作研讨会,并趁机劫持软禁他们。然而这又似乎是另一类“解救”的故事。第三次世界大战、科幻情节的安排,暴露出这批文人的俗气与浅薄。在这孤立与新奇的环境中,作家们才“第一次接触到文学的本质”,重新思考为谁而写的问题。被边缘化的科幻小说、推理小说这才重新引起这批文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作家和批评家当然都是语言艺术的实验大师,然而,他们已不知不觉退化到了一种读不懂别人话语的地步。”作者以科幻之笔写出这个事实,其实也是完成了对小说中诸如作家、批评家的“解救”,正如结尾所预示:“这是文字吗?哦,它似乎重生了。”


  看《钟山》

  唐诗奇(文学硕士,出版社编辑):周嘉宁《浪的景观》(《钟山》2020年第3期)让我眼前一亮。这是一篇出色的城市题材小说,非典疫情、平克乐队、窦唯、歌友会、摇滚新浪潮、档口等等密集的时代符号为我们重现了世纪之交的上海图景——忧郁的、颓废的、摇滚的、无所事事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流露出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浓郁的怀旧和感伤情绪。或许是一种时代情绪的呈现,小说中的人物普遍充满了强烈的虚无感。小说中提到未来,不是“被打断”,就是“毫无未来可言”,他们互相安慰,“一事无成挺好的,这不正是时代的浪潮嘛。”在梦游一般的群体中,小象是其中的清醒者。相较于“我”“一如既往地接受和应允”,小象则始终是目标明确而生气勃勃,“有种热忱到奋不顾身的劲头”。“消失的象”的出处大概率来自村上春树的小说《象的消失》,在村上的小说中,那头消失的象征着美好乌托邦的消逝,而作者以此为小象命名,显然寄托着作者某种美好的愿景。身处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四个青年在青春的幻梦中不断游荡、历险、突围,从歌友会到互联网,从档口到淘宝,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都在急剧发生着巨大变化,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景观。小说从而获得了某种难能可贵的历史感。
  苏雨婷:小说《浪的景观》将时间背景设置为世纪之交,群青、老谢、小象和“我”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感伤中挣扎,疼痛中突进,仍面临着诸多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在时代洪波里,他们无所附丽,在社会的边缘努力确立自我,让人动容。
  刘妮妮:叶弥的《是谁在深夜里讲童话》(《钟山》2020年第3期)的节奏呈现出一个由松驰到紧张的状态,笔调也是由幽默转向沉稳。严听听本身就像一个童话一样美好,治愈着那些心理有创伤的人,然而这个像童话的人身上却满是创伤,一个接一个失去了最疼爱她的人,可以说严听听的生命里是童话,而那些人的生命里是严听听,这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这让我很感动。最后作者给严听听和黎光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这背后有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魏启瑞:张天翼的《珍珠与海》(《钟山》2020年第3期)有科幻的色彩,写得很部精彩。作家凭借丰富的想象在人工智能的外衣下叙写最真实的人生体验,既写了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痛苦,也写了患者亲人的痛苦与无奈。小说语言富有诗意,温柔细腻却充满力量,饱含情感和温度,读来仿佛能触摸到叙述者一颗温暖而柔软的心。关于情感的细致微妙的描写,往往能直戳人心,一股股情感的暖流、一阵阵心底泛起的伤悲油然而生,为整个故事笼罩上温情又忧伤的色彩。小说以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和精当的描写取胜,尤其是双层故事模式下,再次从一位痛失爱女的父亲的角度呈现刻骨的爱和沉重的思念,令人回味无穷。
  苏雨婷:《珍珠与海》细腻呈现阿兹莫海症患者孤独,抑郁,记忆混乱、人格先于肉体而死的生活。仿生人“珍珠”的创造,解决了患者与亲属之间的一些难题,让患者得到温暖。但高科技也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仿生人能完成自身具有的使命,而人类作为高级智者,何不多陪伴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阿兹莫海症患者?小说以仿生人对患者的温情来反思亲人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审视人的内心,颇具现实意义。
  唐诗奇:《珍珠与海》是一篇在科幻外衣下探讨伦理与人性的小说,结尾处因作者设置的悬疑而饶有余味。小说多少有些刻意,有些程式化,好像科幻小说必然要发生在国外才够科幻,人类要足够绝情才能凸显仿生人的深情。事实上,即便脱去科幻外衣,作者对阿兹海默症的深入体察与表现力依然能写出另一篇有深度的小说。


  看《上海文学》

  郭诗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冬之花》发表在《上海文学》2020年第5期,苏方小说着重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貌似亲密的朋友之间充斥着的是挥散不去的疏离感,夫妻之间以欺骗甚至是假装自杀来维系关系,朋友之间需要精确计算做表情的时间是否恰当,看似朋友众多,实则缺乏情感,而被工具理性支配。寒冬盛开的花朵自然值得敬佩,然而为人刻意种植且以虚假浇灌的,似乎先天不足。小说常叙述到,某人做了某个动作,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某种情感,所暗示的是现实生活中某一群体的生活常态,因而在木偶戏般的剧情里,书写的是当下部分人的生活体验,内涵丰富。
  刘格妤:黄宇昙的短篇小说《疯女》发表在《上海文学》2020年第5期。以一个疯女的遭遇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当疯女和斗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当村庄的人认为疯女过的比他们快乐时,谣言,恶意中伤等也随之出现,当疯女因为斗金的突然离开,饿的半死时,村庄的人们又给予了她们母子一些照顾。人性就是那么的复杂,当别人生活的比自己好时,人性中的恶就出来作祟,恶让人见不得别人的好;当觉得别人比自己惨,自己高人一等时,人性中的善就占据了上风,善让人同情他人的遭遇并能出手相助。小说快结尾处,点出了疯女为什么疯的原因,也能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正常的人不仅身体是健康的,基本的情感也应该得到满足。
  赵小爽:蔡测海的《湿说》刊载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6期,这是一篇小说但它如散文般优美,让阅读者在诗意盎然的文本中获得一种难忘的审美体验。作者“在地中央升起一堆火”,抽去了小说硬朗的情节架构,用燃烧的“枯叶、干草、干柴、生草和湿柴”烧出了一场如梦似幻的烟雾。小说的标题是湿说。湿是人名,湿的屋子“从未冒过炊烟”,她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喝露水的女子。关于她的善恶属性,作者给出的判断理由是“捣药的女人可以信任”这样的怪理论。而小说更多的笔墨则在描述另一个人——篾匠王。他与湿的联系是如梦似幻的一次相遇以及医治自己的性病。作者意图游走在整个小说空间,在含蓄隐晦的叙述中构建了一个“粘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处都是一种混沌的感觉)世界。
  田彤彤:《湿说》是一部兼具意境美与可读性的小说。从情节来看,小说中三条故事线相互关联且又各自推进,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中呈现出如此完整丰富的情节是实属不易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情节与结局又太过平淡。蔡测海的描写极具个人特色,这让我想起了他的另一篇小说《远处的伐木声》,两篇小说都非常注重自然环境景物的描写,也都从匠人的角度出发,讲述他们的平凡故事,展现他们的内心坚持。小说中的篾匠是现实生活中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随着科技生活水平的进步,传统的手工行业正在逐步陷入困境,作者以篾匠为主角也有回溯传统文化之意。与此同时,“湿”的形象很值得品味,在我看来她是自然的化身,篾匠与湿相遇的情节,也意味着匠人对于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传统技艺的传承也一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
  郭诗亮: 《黄昏马戏团》发表在《上海文学》2020年第6期,小说讲的是一个小丑带着他的动物们在小镇里被无知的恶欺辱的故事。作为外来者,小丑和动物们以表演为生,但在表演中被观众们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且无法拒绝,最终动物们跑的跑、被卖的被卖。小丑们为了生存过着最逼仄的生活,却仍然在失去着最后的生存空间,猴子甚至被要求当众交配而不堪受辱逃离。有趣的是,结尾说的每个人骑了马都一样恰好暗示了小丑的被群众欺凌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看《十月》

  谢轶群:《空山》刊载于《十月》2020年第3期,作品从后农耕时代乡村状况,到从乡村走出的知识人的成长与记忆,以及戏剧性情节的编织,总体感觉是有积淀有匠心的,却又都像略缺了把火候。文中最大的悬念彭余燕之死,以及彭小亮的下落,揭谜也有点失之平淡。这个题材本应有更大的冲击力和更多的读后余味延留的。当然,比照那些同类题材的突出“时代共名”的作品,沈念的《空山》以较为独立的意识书写当下国家政策深度介入中的乡村与寄寓情怀,值得肯定。
  《流水》刊载于《十月》2020年第3期,描写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十余年间一个家庭生活变革的纵切面。如小说标题,作者刘建东采取了近似“记流水账”的叙述方式,对生活起伏、人间悲欢有意讲述得有点粗糙,似乎不求细腻周全(这是与王安忆类似作品《流逝》不同的地方);但生活的残酷、温情与凡俗、平淡,在不刻意着力中却自然生成了沧桑感。作品比较耐读,不管有没有最后那“饶有意味”的一笔。
  《时间里被安排的一切》刊载于《十月》2020年第3期,这是一篇诗体小说,写自己的出生与童年生活。我中学和大学时代很喜欢这种非常绵密、非常“文学”、非常“哲理”的作品。现在的态度,说出来有点刻薄:成熟的作家一般会脱离这个劲儿。怀疑作者梁鸿鹰主要不是搞创作的。
  赵小爽:哲贵的《仙境》刊载于《十月》2020年第3期,小说讲的是一个皮鞋厂主的儿子却迷上戏曲里的“白素贞”,一心学戏的故事。说起痴迷戏剧艺术,我们会想起电影《霸王别姬》里“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还会想起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青衣》里甩着水袖的“嫦娥”筱燕秋。哲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他所熟悉的土壤。这篇小说的背景还是放在信河街这条实名存在于温州的街道,主人公的父亲“入乡随俗”地成为一名踏实赚钱的生意人。信河街(温州)的整体氛围就是脚踏实地的,而唱戏却是件“不接地气”的事。磁场的两极一旦建立,小说再去设置冲突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谢轶群:《仙境》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颇可玩味,作者哲贵在寥寥人物间,就精神上的痴迷、追求与现实人际关系设置了四重矛盾:师徒矛盾、同行矛盾、精神之爱与男女婚恋的矛盾,艺术沉迷与工商功利的矛盾,反映出生活与人性的微妙复杂。作品中的人物在几重矛盾中小心地维护了体面与风度(即文末具有象征意味的《盗仙草》演出中“独立又统一”的形象),也表现出纯粹精神世界“仙境”的绚丽可贵与繁难脆弱。另外,作者熟稔越剧,把戏曲知识与作品内涵血肉交融地传递给读者,也应一赞。
  看《民族文学》
  郭鹏群(昆明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小说《青烟》刊载于《民族文学》2020年第5期,作者是蒙古族的肖龙。这篇小说构思宏伟,时间线贯穿近百年,将一个家族的历史风云浓缩在淡淡哀愁的叙事之中,点出了土改、农业合作社、大办食堂、文革等现实场景中人的命运起伏,主要呈现了舅妈“嗨”知恩图报、正直善良、精明能干但结局却凄美苍凉的故事。与之相对的,是姨妈“乌力吉”野心勃勃、心机深沉,其魔幻命运与风云变幻的权力场紧密相连。从艺术角度来看,民族叙事的神秘风格与现实场景的魔幻难测交相辉映,整个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互相纠结,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这篇小说的很多叙事关键处推进过快,前后铺垫有时略显草率,如姥爷的仁慈与舅妈“嗨”的报恩,就没有较为合理的交代,进而留下了一些难以弥补的缺憾。
  何微:《青烟》里的舅妈“嗨”忽然而至又悄然离去,正如一缕青烟。围绕“嗨”这个人物的叙述显露出一种轻逸的特质,使其成为一种超然的存在游荡于现实之外,这有效消解了文本中的历史叙述带来的钝重和冷硬。可拨开青烟,神秘性褪去,舅舅对舅妈真实而凄苦的等待又无疑揭示了故事的悲情底色。素朴灵动的语言,追忆往事的叙述姿态,让《青烟》的叙事达到了一种轻逸外壳与沉重内核的微妙平衡。
  苏雨婷:舅妈“嗨”无名无姓,无籍贯,如一缕青烟来无影去无踪。“阿爸阿都沁夫和阿妈乌日娜的逢迎、舅舅阿穆达的懦弱、姨妈乌力吉对舅妈“嗨”的偏见。时代的创伤,人无所依托,无情的看客推波助澜,利用舅舅的憨厚、愚蠢让他失去自己的“海螺姑娘”,他们大张“人肉的筵席”,舅舅与舅妈“嗨”不幸成为他们砧板上的“肉”。
  郭鹏群:小说《傍晚的告别》刊载于《民族文学》2020年第6期,作者是瑶族作家光盘。这组小说由5个短篇小说构成,均是描写沱巴山的“鸟事”,具有一定的“寓言”色彩。无论是对巫术谣言的尖锐揭露,还是对乡村人性“恶”的一面的呈现,均具有一定的“人性挖掘”深度。这些小说艺术构思颇为精巧,哲理蕴含也耐人寻味,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小说美中不足的,是语言的凝练性不够,风格也不尽统一。
  刘吹霞(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 《傍晚的告别》由五个小短篇构成,前一篇的末尾和下一篇衔接紧密,但又是与之不同的独立故事。《鸟抬桥》、《鸟从下游来》、《鸟投湖》等从标题到内容都与“鸟”有关,同时又共同涉及到“水”和“鱼”等意象,养鸟人、渔夫、荒诞的梦境和数千只鸟的集体投湖,使得看似无关的故事,在意象的关联上取得了内在的相关性。离奇的故事、未揭示的悬念和留白的结局,很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然而最后一篇《掉光羽毛的老鹰》似乎又在暗示,故事是重复的、无止境的。作者独特的结构安排、寓言式的叙写,以及营造的神秘氛围,让这篇小说很值得细读和体味。
  苏雨婷:小说《特殊陪伴》刊载于《民族文学》2020年第5期,作者是土家族的秦风。高大兰与梅三娘这对欢喜冤家因一只羊誓死不相往来,最后因一只羊冰释前嫌。她们性格一动一静,相得映彰。她们有各自的愁苦,在深山里心照不宣,默默陪伴着彼此。小说细腻刻画出她们表面上老死不相往来,但暗地里格外关注彼此的生活动态,把农村妇女身上的朴实、率真、善良、倔强一一展现出来。同时,作者对两位母亲为子女过得更好,退居老家成为孤寡老人的笔墨恰到好处。偏重她们暗中较劲,特殊的陪伴方式的刻画。作品朴实而真挚,成功塑造两位可爱女性形象,让人笑中含泪,个人比较喜欢。
  郭鹏群:《特殊陪伴》讲述了一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妇女,在一个几乎搬空的小山村里,心灵互相走进的曲折历程,折射了城乡底层人民的现实困境与心灵悸动。这篇小说的题材选择颇有现实针对性,细节描写生动准确,心理揭示丰富含蓄,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艺术发现能力,是一篇佳作。
  李田力:秦风的《特殊陪伴》通过人物粗鄙而朴实的语言和波澜起伏的心理描写,细腻而准确地描线展现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动向。整篇文章都在叙述梅奶奶和高奶奶两家的陈年恩怨,虽然偶有相互之间的埋冤和暗讽,但深层次展现给读者的却是很浓厚的温情。很多时候,人心不通的原因在于语言不通,缺乏沟通往往是导致缺乏人气人味,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孤单的原因。


  看《花城》、《长江文艺》

  何俊(文学硕士,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师):《花城》在2020年第三期整理了一组“庚子年疫情记事的非虚构类作品,作为“中国叙事”的一个栏目,编前语里提到:“文学本来是寂寞的事业,但非常时刻,许多作家挺身而出,有的用文字针砭时弊,有的用行动参与公益救助。更多的作家在进行思考,默默记录写下日记,写下对这场灾难的见闻和思考。”这一组作品虽然算做事“非虚构类”作品,但是限于作家的视野和创作习惯,其实,并不能完全的算是“日记”,也包括了一些文学性的笔墨。其中,邓安庆的《疫时回乡记》,就笔法而言,就几乎已经是小说了。而袁毅的《武汉人的悲伤,安了消音器》就属于既有“纪实”,又有“抒情”的新闻题材的日记,算是比较符合编者写下对“这场灾难的见闻和思考”这一初衷。
  小说部分,中篇值得玩味的是韩东的《兔死狐悲》,小说中韩东以诗人的视角审视了一个三十多年交情的的朋友:张殿的一生。这样一个因为得了胰腺癌而捶死病床的朋友,在韩东的叙述当中,是一个“正常,太正常了”的人,也是一个混蛋的人。张殿支离破碎的一生,还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辉煌的一代人的记忆,又写出了随着20世纪的到来。诗歌的整体没落,圈中各种人的不同际遇。小说的主要角色是围绕着诗歌刊物《甲乙》的朋友们,后来更迭为张殿家中打“找朋友”牌局的一群人,经历了为理想哭泣的岁月,到90年代下海热潮,21世纪的到来,众人的分分合合及“找朋友”的主题。韩东是诗人,写小说也喜欢埋诗歌意象。小说中打扑克“找朋友”几乎成为了钱钟书“围城”意象的一个翻版,张殿的一生都在找朋友,甚至可以说为此兜兜转转了一生。从男朋友到女朋友,从诗人朋友到经商朋友,从精神朋友到肉体朋友,从良师益友到狐朋狗友,什么人是张殿的朋友呢?这个出生先天不足的张殿,这个三十岁就掉牙的张殿,这个依靠着壮阳药坚挺着的张殿,到最后要死了,韩东(书中叙事者叫皮坚)想要给他画一张遗像,可是最后却因迟迟未去,见到了已经是在冰柜里冰了许久的尸体了。小说名《兔死狐悲》,为何而悲?恐怕书中各色人物,都各怀心事了。最后皮坚落下的泪,恐怕不是为了张殿,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一幕幕鲜活的瞬间,终于当面碎成了片。
  本期“花城关注”的主题是“在县城”。这一期关注的组稿是成功的,相对于第一期的“我城”,这次的县城有了很鲜活的形式和话语。孙凭的《猫将军》和张楚的《和解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都是很契合本期主题的作品。阿乙的《遇见未婚妻》有种回归语言实验的感觉,用加粗黑体的形式唤起读者的阅读感官,在扎实的现实主义题材中,读起来有一个异样的疏离感。
  至于短篇小说,残雪《我们的阅读世界》像一篇文论类的学术论文,实话说,已经走在了读者批评的前沿,修改修改格式,可以发学术期刊了。
  刘敏(武汉传媒学院教师):本期推荐的是刊载于《长江文艺》第5期,作家钟二毛的短篇小说《我不能告诉你那个人藏在哪里》。疫情之下,“我”在地下停车场找到了被小区“通缉”的武汉人。通过微信聊天,这位单亲爸爸以见证者的身份向“我”描述一幕幕从武汉返家途中所经历的鲜活场景。“隔离”是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词。因为疫情的缘故,叙事主人公在武汉隔着玻璃为独居老校长念诗、每天编造着谎言与患病女儿隔着车窗见面、隔着手机屏幕向“我”真诚地吐露疫情经历。荒诞的行为被特殊时代背景消解,我们无法拥抱安慰,却又如此心灵相通。对非常规现实下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使小说像道微光,于生活的缝隙处缓慢流淌,层层抵达我们难以抚平的那道心灵创伤。
  作家钟求是的短篇小说《瓦西里》刊载于《长江文艺》2020年第6期。小说中的“瓦西里”不仅是苏联电影中的一个人名,更是连结起一位退休老教授和一位中年剧作家的象征符号。退休教授老尤来到圣彼得堡重寻记忆中的乌托邦,而“我”则沿着老尤的脚印追寻着自己心中的“瓦西里”。看似重复轮回的背后显现出的是对消逝诗意的缅怀。“瓦西里”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个体面对远去理想的共同见证物,“追寻瓦西里”则成为他们渴望重启平庸生活的某项仪式。面对时代的不可逆转,他们都试图留下些值得坚守的东西。小说的感伤性与抒情性正是在这种渐行渐远的背景下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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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推荐篇目

  1,庞羽《撸串》(《中国作家》2020第5期)
  2,张天翼《珍珠与海》(《钟山》2020年第3期)
  3,哲贵《仙境》(《十月》2020年第3期)
  4,秦风《特殊陪伴》(《民族文学》2020年第5期)
  5,韩东《兔死狐悲》(《花城》在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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