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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 《桃李》作者: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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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5 08:55: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近,青年作家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颇为流行,很多媒体宣传的时候称它为“现代版《围城》”,更有好事者说作者把好多北京大学中流传的事情都写进去了,有影射北大之嫌。更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人们又见到了同样署名为张者的《朝着鲜花去》,部分内容与《桃李》雷同。

一部小说引出发此多的话题,背后肯定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9月2日,记者对正在北京的张者进行了专访。

《桃李》写的并不是“象牙塔”的倒塌

记: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看过这本书,觉得高等学府已经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纯粹做学问的地方了,这里有金钱、宝马、美色,也有机谋、冒险和背叛,是不是想以此来证明“象牙塔”的倒塌?

张:其实小说毕竟反映的是小众的东西,写的不一定是主流。主流文化往往是我们的头版头条。小说作为一种作品,一种文学形式,恰恰反映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你说“象牙塔”的倒塌,这是不成立的。

真正说在象牙塔中有一部分人在这样生存,他们的生活现状是这样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特殊性,反映的不是主流,是一些人的精神面貌。如果文学作品把一个个体的精神面貌反映得很真实,它就有生命力了;如果反映的大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还要小说干什么呢?文学作品往往要讲求一种个性,在个性的前提下,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一些风貌出来。《桃李》反映的是校园中一部分人的生活,并不代表所有校园生活,甚至不能代表绝大部分。但是不能否认校园中有像这样的一部分人生活。

记:杨绛先生把《桃李》与《围城》和《洗澡》相比较,说通过它“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了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样的话的?

张:这就是关于我和杨绛之间的一些故事了。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大学校园生活的一部书,1999年下半年在研究生宿舍写出第一章,以中篇形式拿出去发了。这样写一章发一章,反映非常强烈。在这个期间,作为记者,我去采访杨绛先生。她当时是拒绝的,因为她拒绝所有记者与读者的来访。我说以作者的身份行不行,她说你的作品呢?然后我就把《桃李》的两个中篇大概有6万多字寄给她。我再打电话给她时,她说你来吧,你作为小朋友我们聊聊天儿。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她认可了我的作品。这样我就去了她们家,采访,去了两三次,采访过程中,我就曾经问了,你看了我的小说吗?她说看了,同时就说了这段话(附在《桃李》的封底)。

记:现在人们说到《桃李》,总爱拿它跟《围城》比。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张:相似之处写的都是知识分子;不同之处《围城》是钱钟书写的,《桃李》是我写的。(笑)所写年代也不同。语言风格上没有继承,但幽默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但这是两种方式的幽默。如果我要用钱钟书式的幽默,我就犯贫了。因为我和钱钟书不能比,钱钟书是高山仰止,站在高山上,一览众山小,对认识的人和事进行一种批判式的评价。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当事人,融入进去,批判了别人,其实也是批判了自己。否认别人也是否认自己,同情别人也是同情自己。总而言之,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

《桃李》“真实得让人心惊胆战”

记: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具体案例,本身你也是学法律的,能否说是一个法律条款的通俗读本?

张:恐怕还达不到这种效果。有评论家,比如李敬泽,他的一篇评论写得很到位,说张者在这本书里想表现的是什么呢?其实想表现的还是一个大的法律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法对于人的生活本身的一种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进行“无罪释放”,说穿了,人是一种“原罪”的东西,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按法律规范来进行,那么这个社会恐怕就麻烦了,反而麻烦了,甚至没有发展了,太中规中矩了。

记:里面也有许多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故事,比如“艳舞事件”、比如“博士杀人自杀事件”,比如“博士生导师被杀”事件。这些是不是都能在当年的新闻媒体上找到出处?

张:基本上。比如说那个“博士杀人事件”,在当时媒体上都有报道。关于“导师被杀”的事,媒体上不一定能找到,但是大家都知道。都发生在我写《桃李》期间,即1999年到2001年期间。都是发生在北大。

为什么很多北大师生都说我是在影射北大?我始终不承认,但不承认也脱不了干系。绝对不是蓄意的(笑),为什么我还有意加上海边等场景,就是为了淡化北大。但没有办法淡化,北大老师看了之后:这就是我们嘛,我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嘛。北大还专门开了讨论会,叫“大话《桃李》”。“真实得让人心惊胆战”,这是他们的原话。

记:我注意到书中的“我”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笔墨很少,略显单薄。而像导师邵景文等人则描写得细致入微。这在你创作时是故意的,还是一个遗憾?

张:关于那个“我”肯定是故意的。因为“我”就像一双眼睛似的,看到了这一切。这个“我”能进能出,上天入地,都可以。他就像一个看电视的人,电视里所有的内容他都知道。

记:如果把“我”融进去,比如三师弟等人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这样是不是使读者更能融入小说本身呢?

张:在《桃李》之前发表的中篇上,有一些内容就是“我”是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出现的,后来整理成一部长篇的时候,全部以一个飘浮的“我”来进行(叙述),就是想做一点创新,也许这一点按小说创作的笔法不太合法,但是由于这个“我”没有确切的故事,那么他就“飘”起来了,像影子一样,在小说理论中叫做“零度叙述”,看起来是第一人称,实际上还是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进行一种彻底的对换,目前看来这种用法基本是成功的,也得到一些理论家的肯定。

看过《桃李》的就不要买《朝着鲜花去》了

记:继《桃李》之后,我们又看到你的一部新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朝着鲜花去》。不少读者发现,其中至少有1/3的内容来自《桃李》。这能不能理解为两家出版社之争?

张:这是一种巧合。《朝着鲜花去》事实上不是在《桃李》之后,而是在之前。《桃李》是在今年3月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的出版合同,而《朝着鲜花去》是在去年的夏天。那时发了几个中篇,就是《桃李》的一部分,全书还没有全部完稿,就有出版社找我说给你出个集子吧。但是他们害怕卖不出去,迟迟没有出。《桃李》出来之后,他们一看可以搭顺风车了,就把这本书推出去,结果打了一个“《桃李》作者的最新力作”,造成一些读者情况不明,打电话来还很伤心,我说我只能表示歉意。如果这本书是在《桃李》之后,那我肯定就不出了。这其中大概有8万字的交叉点。

记:不管这两家出版社是搭车也好竞争也好,对你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张:我觉得这对我的影响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有读者看了《桃李》表示喜欢之后,看到“《桃李》作者的最新力作”,肯定要买一本儿。结果一看,这里面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他肯定会失望,要骂我。(笑)我建议大家还是看《桃李》,看过《桃李》的就不要再买《朝着鲜花去》了。当然《朝着鲜花去》中有一部分内容《桃李》肯定是没有的。

一流的作家,二流的律师,三流的记者

记:书中有很多地方写得精彩,比如把研究生比作羊,把导师比作牧羊人。你平时是怎样一个人?很幽默吗?

张:我这个人开朗,好相处。绝对不是一根筋的那种,好打交道。大家在一起比较轻松。

记:身边的朋友如何评价?

张:朋友们说和张者在一起,很愉快。首先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第二我这个人比较随便。现实生活中原则肯定是有的,但是本身那种大家相处的东西是相互包容的。

记:你本人是北大的法学硕士,书中有多少你身上的影子?

张:书中的影子就像书中的“我”一样,也许书中每一个人都有我的影子,但我又不是每一个人。

记:书中邵景文与前任女友曾探讨文学与法律的关系,作诗歌比较苦,但是做律师,有钱赚。现在你在搞纯文学,而脱离了法律这一行,你怎么看待文学创作与赚钱的关系?

张:如果文学创作能赚钱,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文学不能为了赚钱而创作。为了赚钱而创作,你就赚不到钱。

记:你搞文学是凭兴趣吗?

张:我把文学当成一项事业。

记:你的北大法学硕士不就白上了吗?

张:没有白上。因为我本科就读了中文,研究生再读中文,是一种浪费。况且我在读北大法学硕士的三年中,我用极多的时间听了北大中文系的课,(笑),所以中文系的老师都认识我。

记:那么你的法学课学得怎样?

张:法学课?全优啊。我最近在《南方周末》会有一篇文章,题目初步定为《当自由遇到权力》,专门谈了一下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关系问题。我有感于现在文人打官司,特别是以余秋雨打官司为例,谈了一下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法律冲突,为什么会冲突,怎么解决这些冲突。这就是其他没学过法律的人没法写,没接触过文学的人也没法写,只有学过文学和法律的人才能写。(笑)我要做一个一流的作家,二流的律师,三流的记者。

记:当初找你的时候,曾向《南方周末》的同志打听你,他们说你已经离开了,去当专业作家。而里介绍你还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请问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的?

张:我至今也没有离开。很多记者不知道我到底离开没离开,因为我在《南方周末》上的稿子比较少,不可能像他们一个月弄两三篇稿子,我大概一个月一篇甚至两个月一篇。现在我跟《南方周末》(的关系)就是,我有稿子就上,我没稿子,他们也不催我。我是他们以特邀的方式做特邀的记者,署名就是“本报特邀记者张者”。事实上我没有离开,《南方周末》给了我一个极为宽松的方式。

记:你对新闻很喜欢?

张:因为我觉得当作家必须要接触社会,新闻和法律都是途径,各是各的管道。有了这些管道,对我的创作有好处。况且我不愿意当一个特纯粹的专业作家,整天在家里写过来写过去,个人化写作最后弄得写不出来。我觉得必须写作是个人化的,但社会是大众化的。

不要死读书,但是也不能不读书

记:想听听你的评价,如何看待当前高等学府的校园生活?

张:校园生活肯定不是过去的校园生活。按年代划分的话,肯定不是1995年之前的校园生活。一定要划个代的话,1996年之后是一个代了。

记:为什么要以1996年作为一个年代划分呢?

张:90年代上半期与下半期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生活文化各方面都有改变。对我们国家来说,90年代后半期,很多东西都越来越商品化了。此前我们谈的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则开始谈市场经济。这是两个概念。市场经济使人们更加务实,校园生活肯定也很务实,学生与老师们都很务实了。当然这是一柄双刃剑,至少对象牙塔里所谓的人文精神可能是一种损害,但对社会进步是一种推动作用。比如原来校园里的一个科技成果或许很多年后才能成为商品,而现在不同了,现在可能还没有研究出来,但已经有公司在投入了。这就是极大的不同。

记:现在,新的学期开始了。不少同学步入了大学校门,还有的读了研士博士。你作为过来人,对他们有什么忠告和建议?

张:我的忠告就是说不要死读书,但是也不能不读书。特别是硕士和博士,在读书期间最好是给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份工作,因为读硕士与博士的确是像放羊一样,全靠自己。在完成课时与学分的前提下,不要总觉得没什么事儿干,最好是在外面找一份工作,和自己的专业有联系的工作,这样一来理论结合实际,对将来走向社会极有好处。任何一种知识最后还是要贡献给社会的。如果贡献不了社会,这种知识肯定要被淘汰与冷落。

记:现在在写什么作品?

张:最近我在调整。准备下一步写另外的长篇,写西部,写新疆,中国第一次西部开发时的故事。

记:是王震入疆那一次吗?

张:对。那是第一次,而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应该是第二次了。涉及到马匪的战争,鲜为人知,况且我也比较熟悉,因为我在那儿生长了很多年。另外在2005年之前可能还会写一部关于抗战的长篇小说,因为我觉得过去的抗战小说太政治化,其实这个题材还应该有所挖掘,当一个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它的最自然的表现是什么。我就想写这方面的东西。

记:《桃李》有没有可能改编成影视剧?

张:版权现在正在谈,肯定要改编成影视剧。

记:也许会是一部不错的青春偶像剧。

张:最终会成为一部什么样的剧,这是编剧和导演的问题了,最后的风格怎么样,现在不知道。一切都还没定论。

作者简介:

张者,本名张波,1967年出生,祖籍河南,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律学硕士学位。曾任新华社等多家新闻单位记者,现为《南方周末》驻京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签约作家。


 楼主| 发表于 2011-7-25 08:56:29 | 显示全部楼层

1,有这么几种比拟,信不信由你:①,网上盛传,最近人文社出了两本好书,一本是张海迪的《绝顶》,另一本是张者的《桃李》。两本书是他们社里今年的扛鼎之作。张者是“健康的海迪”。②,今年文学书市普遍疲软,多半年过去,只有两本书尚在可看之列:一本是池莉的长篇《水与火的缠绵》,另一本是张者的《桃李》。《桃李》书还未出,影视公司便打上门去,要求改编,据说要由陈道明做主演。张者一时被誉为“男池莉”。③,《围城》有了现代版:继钱钟书《围城》和杨绛《洗澡》之后,又有张者以一部《桃李》,将文人小说传统发扬光大,刻画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2,不管哪种说法,都有它的意义,表明了某一类人群对这本书的承认和对它的价值的肯定。

3,无疑,这是一本精彩好看的小说,作者以机智、幽默、风趣的笔调,描绘了一出“小世界”里的故事。由于故事是发生在某名牌大学法学院导师和他的弟子们之间,这就使故事发生的场景有了它先在的规定性:首先,它是在“学院”;其次,它是“法学院”。前者,很可能会使故事不好看,情节容易单薄,视野流于狭隘,容易变成通俗的所谓“校园小说”;后者,却正好拨正了前边的缺陷,引人遐思,撩起企盼。什么事情只要跟“法”一沾边,就会旁牵侧绕,横生枝节。别人的捶胸顿足、含悲带泪的人生悲欢,都会成为奉献给他人解颐解闷儿、好听好看的故事。

4,果不其然,一出出“唱歌”“跳舞”“欢宴”“嬉戏”的笑闹故事发生了。他们轻快而又不乏伤感,庸常而又不乏诗意的新鲜。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想演喜剧到最后却无意间演变为悲剧,他们想恪守“道统”但却必须遵从于法理。“好看”一时间变为“心酸”。

5,通常,那些从事文、史、哲长线专业的人是不把政治、经济、法律这些应用学科当成“人文科学”看待的,他们只承认它是“社会科学”。它所属的分子,当然也就不会被叫做“人文知识分子”,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所掌握和运用的学科,不关注“人”和“人性”,只有工具理性。这些人的飞升或者是堕落,也就无关乎“人文精神”或“知识分子”的品性,而只是一些从事应用学科的人行为中的失误或有失检点。

6,好了。廓清这一事实,就可以很好地讨论这部小说,而不至于走上旁路,又开始沉重地从中探讨人文精神。

7,对于法学院的人而言,“桃李”们,只是短期培训学员,并没有薪火承传的意思。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没法的国家。所谓“学院”,形同驾校,短期培训之后,是要各自开车上路实践的,它跟传统的“大学”相去甚远,无法用从孔夫子到蔡元培的“大学”概念来框定它。

8,作者正是领会、感受到了这些,所以他的笔调才会轻快幽默,所以他在摆弄书中每个人的命运时才会不痛不痒,每每写到得意之处,且还带着狂喜和窃笑。张者作为一个中文系才子,考入法学院后,跨学科的新鲜、学术规则的改变,让他感受到了“道统”“法统”的差异。小说中的许多个细节里,能感受到作者时时在心里悄悄发问:道之不存,法之焉在?这是作者惶惑和犹疑的地方。他的价值判断一时失去了平稳坐标。最安全的方法,莫过于“零距离”叙事,仅仅描摹写生,立现一幅生动有趣的图画,而不在上面附加任何旁白和解说。

9,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最后的价值判断仍占了上风:小说中的悲剧结局——他让“盛世饮宴图”中那些快乐消费着的男女们都不得好死。

10,所谓“桃李”,无非就是:红肿之处,溃烂如花,艳若桃李。

11,有人说这是一幅转型期“小世界”里人们的世态炎凉图。其实,不光是转型期,就是没转之时,法律系刚刚在大学里恢复时起,人们也不知那里的学生是怎样生活的。描写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等文科系学生活动的作品多,写法律系的少。法律系的人不大会写他们自己,别人对他们也不熟悉。难得有一个张者跨学科跨专业、打进敌人内部探听情况。小说里虽然有学院里习以为常的生活,诸如学生暗恋导师,师兄妹之间偶有暧昧等等小插曲,它更能发挥学法律的优势,借由断案的关系,把镜头扯向现今社会上种种时髦的欢宴场所,讲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

12,书中刻画最成功最鲜活的,是导师邵景文。按时下的标准,他应该算是个成功人士,君子风范,完全是与时俱进的“智识分子”形象。应该说几乎没有缺点的一个人物。赚到些许的钱,是因为他将知识变成了财富,并非市面上那些公检法的人贪脏枉法;偶尔出入于色情场所,但基本能保持坐怀不乱。身边虽然包围着个别暗恋者和一两个情妇,但仅就大学教授而言,能保持如此身价和吸引力的人也是硕果仅存了。男人好色不是大错,何至于最后被乱刀捅死?

13,再说那个漂亮情人梦欣也绝不至于死缠着他不放,最后还要歇斯底里杀人。这一点,不如池莉《来来往往》里的林珠形象写准确透彻。对于新人类一族而言,“情杀”几乎成为不可能。“物化”才是其最普遍的特点。通常她们得到了想要得到的,就会撒手,然后再另找新欢。老一代的价值观爱情观,对她们不起作用了。

14,从这一点上,看得出作者价值观偶有矛盾之处,对于笔下的俊男靓女、才子佳人们,既欣赏,又置疑。仿佛高速路上开车,左一把,右一把,发觉轮胎打偏,赶紧回正,努力中庸。但最后还是“极左”,将这些刻苦争先的人们一一不得好死。

15,这更加验证了张者是个中文系出身的有着根深蒂固传统良心的人。所以他拿到名牌大学法律硕士学位后,不去好好去律师楼做律师赚钱,还要回头来写小说。这不免让从前学文学系的人同情,让当今法学系的人慨叹。

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叙事和文字工夫,行云流水,轻歌曼舞,有着诗一般的韵致。故事本身并不新奇,要说成功,是文字以及语言叙事上的成功。近些年,看到的长篇,能够用唱歌吟诗一般的声音通篇而达的,一个是阿来,再一个,就是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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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7-25 08: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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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2 09:36:31 | 显示全部楼层
不下也顶顶,发书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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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w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5-10-8 13:08:4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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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4 06:38:2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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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6 08:40: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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