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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讲评] 底层热望的荒诞性表达——读高涛的《成名记》(阿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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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2 22:2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底层热望的荒诞性表达
——读高涛的《成名记》

阿探

  面向文学,背向文坛,是高涛的文学姿态。
  高涛的短篇,给人一种细腻、隽永的感觉。他是地道实在的关中人,求质不求量,在发表的数量并不可观的作品中,却能明确地感受到实在的提升。
  《成名记》发表于《天津文学》2013年8期,《长江文艺》2014年第7期转载。小说以底层社会个体——孝子吴福娃为叙事第一人称,以其为母筹措医疗费的城市悲喜剧,凸显了当下社会的荒诞性——底层生命处于变态呈常态畸形怪圈中,使得作品的艺术性在诙谐、冷幽默中得以升华,同时以喜剧性结尾传达了社会底层的生活热望:超现实因素解决生存困顿的意识尴尬。
  在现实中,底层生命在城市中是一种极度脆弱的存在。对于一般城市居民可承受的生存压力,在底层社会个体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充分表达社会生存的艰难是毫无意义的。短篇小说来源于现实,毕竟高于现实生活,作品以现实新闻材料的文学构建完成了对社会良序惨遭市场经济原则冲击而背离天道人道的内在批判,在城市悲喜剧的展开中,蕴藏着深深的悲悯情怀,以喜剧性收尾彰显了文学抚慰人心的温暖,有着天怜苍生的博大胸怀。
  小说有关马克吐温及欧亨利式的幽默笔调和意趣,读者自有一番感知,暂且不表,重点关注作品对社会更深层次的涵盖意义。
  小说以为母卖肾遭骗事件为核心情节,潜藏着深刻的社会秩序悖论。
  如果仅仅是一个看病难的故事,那必然是淡而无味的。为何看病难?在于人道与世道的对抗性冲突。人道应该是尊重每一位生命个体生存权,体现医院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道德,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原则成为通则,在这一通行原则规则下,生命是以金钱衡量的,即便是孝子世范,也不得不无条件服从这一通则。这就是底层看病难的种因,这就是底层命若草芥的本源,也是世道荒唐的无奈。对于生存困顿中底层生命——吴福娃,就像卡夫卡《城堡》中K一样面对医院这座“城堡”展开了痛苦无奈的拉锯战,然而就如同K一样,城堡对于K意味着无限期的等待,而面对只为“人民币服务”的医生,受尽白眼的吴福娃在借遍了亲朋好友后,无奈之中想到卖肾救母遭拒后,拨打了厕所留下的电话,终陷入卖肾遭骗的陷阱。骗子做足了功课,使得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吴福娃没有一丝提防,走到生命的冷冻地带。
  盗肾卖肾何以成为集团性犯罪行为?因为有市场,有暴利存在。这种暴利存在就是底层无法跨越经济导向的“城堡”——医院经济关。当一个社会的正常渠道合理的诉求无法满足时,也就相应地为地下的犯罪渠道启开了方便之门,以生命的部分物质换取廉价的生存权时,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更是社会秩序、规范、准则的悖论,更是经济猛进的悲哀!是对所谓经济盛世的莫大讽刺。
  吴福娃是一个生活艰难不失孝心的人,自古言孝论心不论力,论力天下无孝子,主人公朴实无华,以切割生命的方式维系民族的孝意孝行,不可谓不感天动地,然而良善并没有撼动还迈过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严酷门槛,并没能逃脱骗子的陷阱。医院医生的振振有词,社会有意无意者的热嘲冷讽,钱对于底层的沉重感如此等等,伴随着经济社会将良善生生撕裂,这正是我们社会的隐痛与荒诞,是崇高道德屈辱存在现在时态。

  插叙、补叙中聚焦、定格了社会底层群像。
  小说叙事展开,插叙、补叙中树立起底层社会的群像,清晰真切,串结了社会大背景,大气象。
  吴福娃下岗的过程,是社会演进的写照,他下岗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在社会的强势面前没有过多的抱怨,保持了平和纯真,保持了道德的高度,这正是我们民族得以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石。然而,这中社会个体的高度自律,却成为社会巨变的承受者,经济繁荣的牺牲者,城市无生存根基者,他的境况,是城市底层良善承受者的缩影。即便如此,他还是坚守良善,只是选择了以自己的生命应对着沉重的生活。
  艾强从一个肾供给着成为肾源的组织者,肾暴利的经营者,盗肾的大骗子,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和阴暗的映照。这一切背后都有着底层生存的不易,有着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逼良为娼的强大无形推手的存在。
  吴福娃的前妻李英丽同样是城市底层艰难打拼者的写照。她良善,本分,开朗,为减轻吴福娃的生存负担,选择离婚,独自打拼。虽然离婚,却不忘夫妻一场,还算终得善果。
  笔墨很少的眼镜,也是人群中默默的良善者。正是这些良善者,撑起了我们社会的稳定,承载起底层城市生存的希望。
  作品对于这些城市底层给予关注,并予以宽容的审视,尤其对艾强,确定无疑是骗子,吴福娃给予了同样是底层出身的博大的宽容包容情怀。通过真切的插叙、补叙,作品具有了社会大气象,涵盖力得以扩张。

  荒诞性喜剧完结,背后是生活热望,生存困境中永存的希望。
  现实或许在卖肾救母惨遭欺骗,肾财两空中定格完结,作为小说就此结束是绝对的失败。小说中悲剧由此通幽处,柳暗花明,转入喜剧,强力凸显了社会的荒诞性。这一转调,作品实现升华,既是内质的升华,亦是艺术的升华,作品从冰冷向温暖温馨转型。
  李丽英毕竟做保姆时经过大世面,了解到“我”的遭遇,给媒体打了电话,这成为吴福娃成名的关键。无论从生活逻辑还是艺术逻辑都是成立的,尽管这是高涛曲意回避残酷的一笔,却也是出彩的一笔。媒体这次成为呼唤社会正能量的号角,本早该参合到事件中的人、机构掺合进来了,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也掺合进来了。悲苦一时间化作皆大欢喜,动人场面令我们的主人公对前妻直呼“这个世界真是疯了!”欣喜的结尾虽然满足了读者精神需求,但是心中长久隐痛去还不曾消解散去。皆大欢喜式欢心开怀表象下深隐着的巨大社会哀伤,可谓长笑当哭的抑制性喧嚣的完成。小说此次完结,悲剧幻化成戏剧,社会批判反讽意义进一步强化。
  喜剧隐含中城市底层的生活热望,是一种超现实因素解决困顿的奢望,其中有包涵着生存困境中永存的无限希望。正如李英丽所说,“你的好运还在后头呢!”

  社会正能量的一种呼唤。
  高涛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冷峻地审视着社会,选择了社会生活的微观文学突破口,以真切,无怨气的表达构筑了《成名记》。
  小说语言精练,生活气息充沛,冷幽默式的叙事笔调中既有对现实社会的反讽意味,同时又蕴含着无限的生活热望。以冷幽默式戏剧构建底层悲剧表达,使作品意趣横生,可读性,艺术力目标等都得以全面实现。何为文学的社会正能量表达?不怨天尤人,怀有对生活的宽容之气度,永存对美好生活“千磨万韧还坚劲”的信念,就是一种最普通人的正能量的呼唤。
  小说可以皆大欢喜,但是现实呢?卖肾卖身救亲人的悲剧时时冲击着人们的眼球,让我们不得不对全面的经济进程有所思考:一个高度经济发达的社会是否意味着高度文明?!
  文学无法承担起改良社会的功用,却不能放弃对社会审视的姿态,不能放弃温暖人心的使命与担当,这样才能赋予人们超越困境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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